高阳李氏

猫咪断想

Sat, 31 May 2008 09:57:24 +0000

庭院里忽然发生了一件大喜事！有一只母猫在我们院子里生了三只小猫！三只小猫小小的，每只都不如巴掌大，但完整的猫的样子早已经出来了，毛茸茸的，动作笨拙，目光纯净，“喵喵”地叫着，却没有脱离奶气，简直迷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

院子里的人一有空就去看它们。它们却很怕生，看到人就跑，可是又因为太小了，跑又跑不动，小可怜一样无辜地蹲在地上，让我们抓起来，托在手里，细细爱抚。

这些天，小猫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上午给牛奶，下午喂猫粮。三只小猫没几天就已经比刚见到它们的时候大多了。可由于它们的妈妈是只野猫，所以三个小家伙见人就跑。所以人都只能站得远远的观察他们。

昨天，我给小猫们喂猫粮。估计它们也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它们不要那么怕人。于是我手里放上猫粮颗粒，然后把手放在它们栖身的小窝棚前。三只小猫很害怕，可看到诱人的食物，心中充满矛盾。我静静地等着，等着它们做决定。终于，它们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毛茸茸的小脑袋往我的手边凑过来。哇，轮到我享受着小猫在我手里享受美食的美妙感觉了！小猫们开始吃了，但他们不止吃我手里的猫粮，连我的手指都咬，很有些疼，我甚至怀疑这样下去会咬破我的手指。就在这时，小猫们相互争了起来，其中一只竟用爪子一巴掌把另一只小猫打翻在地，一边打一边发出虽然稚嫩却很有震慑力量的叫声……

我终于把手里的猫粮放在它们的食盆里，走开了。我的手指疼，但心里却更为刚才的那一幕难过。手指的疼痛提醒着我，那是一群正在朝着野猫方向成长的小家伙。尖利的牙齿，挥动的猫爪，呜呜的叫声，翻倒的小猫……我不无遗憾地想：“如果这样下去，三个小家伙必然和那母猫一样，变成野猫的。”

这个感慨引出我一些想法。

我为什么会为这三只小猫“不无遗憾地想”，遗憾三个小家伙变成野猫呢？因为我有一种想让它们变成家猫的愿望。但如果我有这样的愿望，为啥不逮一只回去，放在家里养呢？显然因为各种原因，我并不能、或不想放在家里养它们。但我希望它们变成家猫。但如果我不去驯养它或它们成家猫的话，我只能劝说别人去养它们了。

可我为啥非要让野猫变成家猫呢？

四处觅食，饥一顿饱一顿，吃一些残羹冷炙，为了生存，可能要和其他猫甚至狗甚至人来打拼，晚上睡觉也没有一个舒适温暖的窝安身，相信这就是野猫的生活。可野猫也有自己生存的特色：四处游走，随时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主人的呵斥而讪讪地畏首畏尾；我行我素，用自己的情感去面对周围的人和事，不会为取悦主人而假装乖巧和懂事，不会为算计主人和主人的家人之间的关系煞费苦心。其实，这三条，已经是很多……人……所追求的生活状态。

人生的路是自己选的，有人选择自立自强，不愿接受他人的施舍和有条件的善意。有人则比较实际，嘴上甜一些，心里狠一些，脸谱多一些，戏演好一些就能获得的好处，会不遗余力地接纳过来。再说择偶吧，找一个不太喜欢可也不太反感的富有者，是不是会让自己未来实际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找一个自己满意、钟情，却让自己为此丧失和付出很多的人，是不是会得到所谓“真的幸福”？这样的选择每天都在我们之间发生着。父母为儿女着想，安排好一切，儿女却非要自己闯天下。一个大学毕业后不求上进、却工作稳定的小伙子，是不是应该继续保持，而不要一头跳入商海打拼？谁是对的呢？

细想这些，真是复杂。

其实，在不造成对生命的伤害的情况下，就别相互干预了吧。就别追究孰是孰非了吧。想做野猫的，就去享受自由自在的日子，并吞下野猫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想做家猫的，就去在舒适享受的环境下享福吧，并吞下屈居人下的精神折磨。当有一天，做野猫做累了，就去某个家里去做家猫也好，做家猫做烦了，就偷偷溜出去一两天，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气，忍饥挨饿，风吹雨淋在所不惜。

总之，谁都别勉强谁，谁也都别难为谁，就好了。

看着这群小猫，我想：只要它们现在还在庭院里生活，我就好好喂养它们。远远地守望着它们吧。让它们一天一天在我的养育下长大。有一天，它们可以跳梁爬墙，窜屋过院，走掉了，我就祝福它们。以后再看到它们，如果它们饿了，我就撒一些猫粮，倒一些牛奶给它们，就好了。

看着三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我在微笑。

说慈溪之别样舐犊

Sat, 31 May 2008 07:42:32 +0000

关于中华书局出版的，隋丽娟写的说慈禧，大家都听说过了，这里介绍其中一段，毕竟里面有一段李鸿藻啊……说来不容易，搜肠刮肚，其实目前对高阳李氏的研究真的是太少了……
慈禧垂帘听政时，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对于这位成年之后就要亲政的小皇帝来说，他的成长与教育是一项肩负着王朝发展未来的系统工程，从两宫太后到王公大臣，都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慈禧做了令人羡慕的皇母，可慈禧知道，在这深深的皇宫里，她不能尽情享受动物都可以拥有的舐犊之情。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子诞生以后就交给乳母、保姆和宫女、太监抚养，生母不能随时见皇子。载淳出生以后，慈禧希望他就是将来皇帝的唯一继承人。所以，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载淳不在慈禧的身边，慈禧一方面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防范皇帝的生活过于泛滥，以免不时地又蹦出几个其他什么皇子，来争夺本应属于她和载淳的特权；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不仅可以多与皇帝接触，而且潜心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日益清晰地把握咸丰帝的思维和行动。这个时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频繁地接触儿子，更没有机会去表达母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对儿子载淳必然有所冷落。

　　皇后钮祜禄氏，膝下没有子女，因为她不识汉字，天性温厚，常常以中宫皇后的身份关心载淳的成长，因此皇后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慈禧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收到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并将其留中，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前来索要，与两宫太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争执。当时小皇帝被双方怒目而视、吵声震壁的形势吓坏了，索性大哭起来并尿湿了裤子。当时有一个细节，小皇帝害怕时没有躲进他的生母慈禧的怀里，而是扑进了钮祜禄氏的怀抱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母亲保护。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谁那里更具有母亲的温暖和爱护。

　　慈禧清楚，在同治帝之前，清初顺治、康熙两个小皇帝中，康熙帝的教育非常成功，他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的大业。慈禧对于载淳也有同样的或更高的期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个卓越的帝王。

　　同治元年，载淳在太和殿登极。载淳即皇帝位后，慈禧就开始多方为载淳寻找名师。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四位鸿儒，给小皇帝授课。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1852）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被咸丰帝选中做载淳的老师。

　　祁寯藻，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经先后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他最为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做帝师。

　　倭仁，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

　　慈禧，平日里缺乏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于给儿子延聘师傅，她是真的颇费一番琢磨，除了保留咸丰帝选中的帝师李鸿藻外，她又给儿子额外加了三位大学士，他们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她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像康熙帝一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慈禧尽展母亲襟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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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晚清社会变革的序幕宣南爱国士人

Sat, 31 May 2008 06:57:34 +0000

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晚清社会变革与宣南的爱国人士。其中就有一篇李鸿藻的介绍。作者是袁碧荣。咱们这个小博上，不止一次地介绍过李文正公了，再次介绍却也有些繁冗。但鉴于是从宣南的角度介绍，并有书为证，所以就再次不厌其烦了。掀开晚清社会变革的序幕的，怎能只有李文正公一位？这篇文章还介绍了魏源、林纾、张穆等。
李鸿藻，字季云、寄云，号石孙、兰孙、砚斋。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正月初一（1820年2月14日）生于广西贺县署中。祖籍直隶高阳（今河北高阳）。祖父李殿图，字桓符。官至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安徽、福建两省巡抚，生父李辙通，字尊轩，号曙楼，曾任广西贺县知县等职。

道光三年（1823），李鸿藻随母亲移居北京，住绳匠胡同（又称丞相胡同，今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胡同）。①

道光十年（1830）秋，父亲李辙通将去广东，携李鸿藻至天津外婆家，由舅舅授业，开始读四书五经。道光十八年（1838）赴保定府应童子试，补生员（秀才）。二十三年（1843），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次年（1844）中式第七十名举人，正考官为杜受田。二十五年（1845），会试荐卷未中，李鸿藻离京赴杭州。道光二十九年（1849），纳官中书。迎父母入京。在杜受田家中当老师。

咸丰元年（1851），考取军机章京记名。咸丰二年四月（1852），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名贡士，选庶吉士。咸丰三年四月（1853）散馆，授编修。咸丰四年九月（1854），充补功臣馆纂修官。咸丰五年四月（1855）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七月，典山西乡试副考官。十二月，丁本生父忧，直到咸丰七年（1857），服阙命仍在上书房行走。七月提督河南学政，任职三年。

咸丰十年（1860），李鸿藻进京充大阿哥师傅，与祁寯藻、翁心存、倭仁在弘德殿授皇子读书，编修治平宝鉴。此后，升迁较快。五月擢为侍讲，十一月转侍读，十二月，授国子监祭酒。1864年擢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两年后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其养母去世，他要求回乡守制，但没有得到恩准，因为年轻的皇帝只有在他的指导下才能专心读书。李鸿章极力陈情，最后终于获准回乡守制两年。

同治七年（1868）十月服阙，李鸿藻再次供职在弘德殿军机大臣上行走、署礼部左侍郎。同治十年（1871）七月擢为督察院左都御史。八月授工部尚书。曾上书反对费巨金修复圆明园，认为“不应虚靡奴糈，为此不急之务”，经他极力争论，修园之事终得停止。九月，同治帝大婚礼成，加李鸿藻太子少保衔。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行三年考绩，为嘉奖李鸿藻以及大学士文祥、吏部尚书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辅佐之功，均交吏部议叙。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染病不能治事时，一切有关国家大政的奏章均由李鸿藻代为批答。

光绪元年（1875）二月，李鸿藻充实录馆总裁。光绪二年（1876），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他以清流议政，名重京师，形成了以李鸿藻、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等人为首的大胆纠弹官吏、批评时政的清流派。光绪三年到六年（1877－1880），李鸿藻因生母病逝回籍丁忧。守制期满，李再次供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光绪六年（1880）策动清流派大臣弹劾洋务派李鸿章，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吉亚条约》，清廷最后议决，治崇厚擅订之罪，另派使节改约。光绪七年（1881）正月，授兵部尚书。六月，命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八年（1882）调吏部尚书。中法战争中军机大臣因对法国和越南问题上处置不当而受责，李鸿藻被调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降二级使用。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李鸿藻再被起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月，署吏部左侍郎。十一月，授吏部右侍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授礼部尚书。时黄河在郑州决口，又奉命前往郑州督办河工事宜。李鸿藻虽作了很多努力，但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十四年（1888）七月以督率无方，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直到十二月，才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兼署督察院左都御史。光绪十八年（1892），以礼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光绪十九年（1893），以礼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侵略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藻参加廷议，积极主战，弹劾李鸿章畏战求和贻误军机的罪责，并极力呼吁起用恭亲王奕訢，主持对日战争。十月，补授军机大臣。战争爆发后，中国陆海军接连败北，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藻深感中国军队腐朽，朝内外要求军事改革的呼声高涨，李鸿藻保荐德将汉纳根与胡燏芬编练新军。而后，李鸿藻又同兵部尚书荣禄向朝廷推举袁世凯接替定武军在天津小站正式创建新建陆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藻再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因病乞假。十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补吏部尚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李鸿藻病逝于北京寓所，谥号“文正”。

李鸿藻有三子，均出生于绳匠胡同。长子兆瀛，早亡；次子焜瀛，字符曾，官至邮传部侍郎。三子煜瀛，字石曾。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又创办中法大学任该校理事长、校长。还担任过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

注释：
① 宣武区地名志编委会：《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菜市口胡同条。又：李鸿藻之孙李宗俊撰有：《李鸿藻一家及其故居》一文，对李氏故居有较详忆述。《宣武文史集萃》，第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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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中华

Mon, 19 May 2008 07:59:01 +0000

刚刚结束了3分钟的默哀，心潮澎湃，泪水又一次涌出我的眼眶。我甚至觉得，用泪水都难以说明我的痛。我想，这样感觉的人，不会是少数。这泪水，是悲伤，是感动，还是一种同情？

各种复杂的情感凝聚，虽然是伤害，但的确在凝聚。正如此刻我们的国。

今年5月12日14时28分，时间在那一刻嘎然而止。那一刻，在四川汶川县境内，发生了8级大地震！它波及陕西、北京、上海、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全国各省市。截至18日14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2477人死亡……
就在那一刻，在地震中心汶川县天晃地摇，山崩地裂，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惨死于废墟之下，举世震惊、世人焦切。

我们听到，无数的生命在瓦砾废墟中呻吟、哭泣和呐喊；我们看到，千万只无助的手在废墟中向我们召唤，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挣扎着死去，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苍茫大地……

关于地震的文字已经很多，我再写也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再次组合。但我仍然想写一些什么，因为我的眼、我的泪和我的心。这些天，无数次，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我本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这次，我更不例外地思涛满怀。可是我周围的人呢，他们也都多愁善感吗？怎么他们都和我一样？我想起了一个冷静得让人厌恶的词：物伤其类。我曾在想人类大规模的互相帮助，折射出多么伟大的人性光辉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说：”08年，没想到老天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重整中国人的凝聚力的……”细听下去，那人历数08年中国的多灾多难……

一月，二月，南方冰雪；三月，拉萨藏独打砸抢；四月，藏独在捣乱圣火传递；五月，汶川地震……

的确，2008，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这一年，中国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揪起，却也被聚起。一连串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灾难是谁也不可抗拒的，但无论哪次，随之仅仅不到24小时的时间，我们都被电视上、生活中的不少人不少事感动着。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一个古老的词——众志成城！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一个古老的词——天佑中华！

当藏独分子企图破坏火炬传递时，有上万人在火炬传递起点集合，组成了“火炬卫队”；当闻知法国及家乐福大股东路易威登集团支持藏独行动时，论坛、QQ到处转帖，号召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侮辱完美的祖国就像侮辱完美的母亲。有位华人说，这些日子以来，世界改变了中国人给人“一盘散沙”的印象。

这次地震，通往灾区的道路毁了，伞降兵写遗嘱后从5000、6000米的高空降落；解放军、武警官兵缺设备，就赤手空拳救出废墟中一个个几近绝望的灾民；在灾情发生后，温总理在两小时就已经在飞机上了.扣掉加油和起飞准备,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学生、群众志愿者的身影在各医院、灾民安置处随处可见；有献血志愿者排上几小时的队，为的就是表示对灾区人民的支持，为的就是让灾区的伤者有更大的存活机会。

全国上下心连心。

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有一个目的，表示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期冀和热望；表示我努力奋斗，为我中华作出贡献的决心；表示我的哀悼；表示对同根同源的族类的慰问和敬意。

我相信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我相信所有的种种，都是老天在中华崛起前对中国或许不是最后一次的考验；我更相信，我们的未来。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有爱，有爱就有希望！

2008，是一个吉祥的数字，让我们用泪水、汗水、血和坚强涤荡一切的厄运，一起祝愿中国吉祥！

关于我心的闲言碎语

Wed, 30 Apr 2008 13:10:00 +0000

人们对人性的观察，是千百年来，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从没有断绝的。甚至为此专门形成了哲学和心理学。就是为了让人能明白人性的真谛，看透这纷纷的世情。于是各种观点纷继杳来，说人之初性本善的，说原罪的，说人性无善恶的，说犬儒主义的，说共产主义必将在人类精神文明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候到来的，说横看成岭侧成风,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就我而言，我更赞同苏轼的想法。人来看人性，很难看清楚。即便看得自己鲜血淋漓，可也难免偏激。如果说还有什么也讲的精确，那就是平日佛经中常说的“百魔之中，首为心魔，魔道神道，存乎一念。”的说法。
可是就像平日老百姓常说的：“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病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帮助也有下绊子，有支持也有落井下石，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有含血喷人恶语中伤，有笑里藏刀有口蜜腹剑，有苦口婆心有金玉良言，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有一时不如一时，一阵不如一阵，一会儿不如一会儿……遇到好的，积极的事情，人不免喜上眉梢，自鸣得意啦，春风得意啦，自命不凡啦，飘飘然啦也就跟着来了。遇到烦恼的，可怕的，负面的事情，人不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怒火中烧，气急败坏之类。总之一句话，环境在变，人心必变。更何况还有贪心、嗔念、无明呢……
降伏心魔立地成佛。佛教的说法自然好，但如何才能做到呢？难道这世界上的人都要如同枯槁一般入禅入定吗？其实也不可能。曾经看过一本书，叫《金刚经讲什么》。书中一段话我谨记在心，常常拿出来和朋友们说：人应该是「风来竹面，雁过长空」。等于风吹过竹林子，竹林子煞……一阵响风过了，风绝对不停留在那个树叶子上，风早过去了；修行人的胸襟应该也是这样。又像天上的飞鸟，鸟在空中飞，是绝对不留一点痕迹的，雁过长空，飞过去了就飞过去了。修行要有胸襟，要有这个境界，这叫做内布施，苏东坡有一首名诗，也是由佛学里头来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雪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说人生一辈子像什么？像下雪天那个鸟，在雪地上站了一下，留一个爪印，飞走了以后，雪又下来，把那个印子又盖住了。雪上偶然留一个爪印，那个鸟一飞了以后，早把东南西北一起跑掉了，那个爪印啊也就不留了。
　　人生一辈子说要成家立业，子子孙孙，等到你两眼一闭，两手一张，鸿飞那复计东西啊？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苏东坡的名句，也就是风来竹面，雁过长空的道理，就是说菩萨应不住于相。

我当时看时，暗自称绝。这段话和大家分享，希望能降伏我的心魔，涤荡大家的心。

疯狗咬人与李霨正历

Sun, 20 Apr 2008 04:10:25 +0000

这篇文章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华五千年网的资料，一个是李国文先生的作品（我对李国文的文章之敬仰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抑，他实在是太棒了，佩服之至，宾服之至，强烈推荐去购买李国文先生的作品，太棒了！）——《疽发背而死》。情况是这样的，在研究李霨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了解到李霨曾奉康熙帝之命和图海、索额图、明珠等前去勘定历法的真伪。勘定结果是“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算是为汤若望平了反。李霨事迹隐匿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之中，难以悉查，只有一点点发掘才可逐渐理清。而在文中看到了杨光先的名字。杨光先这个人可恶可恨，这是我以前拜读过的李国文先生作品《疽发背而死》中专门论述过的。于是转摘李国文先生作品，让大家了解杨光先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正像李国文先生所说：“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诸君不可不查，小心这样的疯狗！
这里先摘取一段中华五千年网作品《第四节统治集团的纷争与人民的反抗》中的一段，然后转贴李国文先生的大作——《疽发背而死》。
康熙帝自即位以来，不仅随汉人儒臣学习儒家经书，也还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不能不和理学的倡用形成严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著述和工艺品。利玛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赏识。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一时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依西法改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未及颁行而明朝复亡。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汤若望上书多尔衮，请用新历，称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次年清朝正式废明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自称“素以理学自信”、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并控告汤若望“暗窃正朔，惑众谋反。”顺治帝不予审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辅政大臣逮汤若望入狱，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次年，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又著书，题为《不得已》，攻击西学，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出狱后病死。

　　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故不行，由吴明烜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李国文先生作品——《疽发背而死》

该作品从人民网《大地》栏目转载

　　1655年（康熙四年）的八月，京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将一个叫作杨光先的不懂数算不通星象的官员，调任钦天监正。当然，对偌大帝国而言，在其统治机器中，有若干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不会影响运转的。但是，他谋到这个职位，却是由于非常之“阴损”，害死了几十口子人。他当上大清王朝国家天文台的台长，一当就是四年。
　　由于他压根不懂历法，哪月当闰，哪日当食，都是一笔胡涂账，老百姓也就随着他，过起四时八节都不准确的懵懂日子。这是发生在大清帝国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话，反正地球也不会因为这位天文台长狗屎而不转，老百姓也不因为该食不食、不该食天狗却把月亮吃了而睡不着觉。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修养，耐心地等他玩儿不转的时候自动下台，很少把不称职的官僚给轰下去的。
　　“损”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损”，加上“阴”，比“缺德”，似乎更坏一点。杨光先此人，不学无术，一无所长，本事有限，但“阴损”，却是强项。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据《清史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谓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
　　杨光先就是这样一个自封的道德警察，一个以捍卫道统自任的伪君子。他深谙黄鼠狼单捡病鸡咬的道理，一只病鸡，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鸡，而一只失去抵抗能力的鸡，也是不用费力就可能咬住并咬死的鸡。在15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佬，被视作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这个外国佬，引进的伽里略天文学理论，改了中国老祖宗的历法，被视作邪说，也是不必奇怪的事。这位来自日尔曼的科隆人汤若望（Schall von Bell·Adam），恰恰是只毫无疑义的病鸡，不咬这只异端邪说的外国鸡，还咬谁？
　　黄鼬咬住一只病鸡的时候，决不假道学，假正义，目的就为果腹。而整人为业如杨光先者，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一只尖牙利齿的黄鼬，而总是要竖起坚持什么，捍卫什么的大旗，振振有词地来咬你。所以，他著《摘谬论》和《辟邪论》两书，高调与棍棒齐下，批判和揭发同举，攻击汤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后没有强势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无人响应，因此，只好草草收场。
　　不过，这小子阴损得很，暂时收兵，并不罢休，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平心而论，那位怀着宗教热忱的日尔曼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1622年（明崇祯二年），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起到科学启蒙的作用，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么腐败，官吏不那么贪黜，李自成、张献忠不被逼得起来造反，从15世纪就赶上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也许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作为耶稣教传教士的汤若望，来到京城，很快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徐光启，如方以智，成为朋友。“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祯于是任用这个外国人，来当中国天文台的主管历法的官吏。读史至此，真是为明朝这位末代皇帝喝彩。如此胸怀，如此气度，比之今天那些对改革开放仍在摇头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执行锁国政策，“一板不许下海”，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外国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市井混混之流。但是，在明朝为千户长的杨光先，看到崇祯皇帝拍板用这个汤若望，他当然不敢张嘴呲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俺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并给汤若望加官进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手，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鸡在眼前，硬是咬不着，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五计六受，浑身不得劲。
　　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青皇帝屠灭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料想这位皇帝，会因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而加以排斥，趁此他可逮一把便宜。谁知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杨先生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教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20世纪60年代的话，很可能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轸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清史稿》）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蛋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廷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青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行成立。
　　幸而孝庄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里略天文理论的日尔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从此，“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年青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时，已是康熙八年的春天了，老百姓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中国人喜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报应终于来临。
　　杨光先病了，不上班了，籍以“推诿”卸责的“风疾”，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开头引用过的那句《圣经》中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死得难看，死得煎熬，是不会放过这个道德害人虫的。
　　但是，听说要让南怀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作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严惩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圣祖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疽是一种恶病，也叫痈。这个阴损的小人加坏蛋，从北京抬回安徽歙县，一路上，糜烂溃败，流血流脓，污秽肮脏，臭不可闻。看来，不让他流尽最后一滴坏水，是绝不会让他痛快死去的。
　　通常用“疽发背而死”这五个字，加诸于谁的盖棺论定上，可以肯定，这个家伙生前，大概不是东西。这是一种很丢人的死，可耻的死，不同于一般的正常死亡。因此，也在提醒世人，报应之说，固属无稽，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圣人的话，还是值得戒之慎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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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台湾（探索·发现2004-161）

Sun, 20 Apr 2008 03:33:39 +0000

清一统天下全图
　　郑成功原籍福建南安县，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生于日本平户。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在他20岁的时候，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
　　这时候，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几位明朝大臣一起，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皇帝，历史上称隆武帝，树立了抗清的旗帜。
　　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芝龙投降清朝，而郑成功却继续抗清。顺治末年的时候，郑成功还在坚持抗清，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郑成功决定进取台湾，将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这时候，台湾已被荷兰占领了38年，郑成功要收复台湾，只有与荷兰殖民主义者决一死战。
　　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领船队于金门料罗湾出发，到达澎湖，等待战机。几天后，郑成功大军冒风雨，出奇兵，乘着大潮越过鹿耳门航道，在台湾登陆。

　十二月十三日，在郑成功军队的强攻下，自知必败的荷兰殖民者终于投降，荷兰对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郑成功也成为第一个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收复祖国领土的民族英雄。
　　此时清朝已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已经被平息，统一台湾的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以郑成功之子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实际上已成为非常孤立的割据势力。福建南岸郑成功陵墓
　　从康熙二年到二十三年（公元1663年—1684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康熙始终坚持统一的原则，以“抚”为主的策略，清军与郑家军打打谈谈，谈不成再打。
　　康熙二年，清军进攻金门、厦门。清军将领马得功战死，最后金门、厦门仍然全部被清军占领，郑经在大陆上已经没有一点地盘了，他被迫撤到了台湾。
　　接下来的两年，清朝政府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统领清军水师两次大举进攻台湾、澎湖。因为遭到海上飓风袭击，这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

福建厦门胡里山炮台
　　清朝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策略上作了些调整。一下子打不下来，就改以谈判、招抚为主了。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清朝派总兵孔元章去台湾，向郑经表示，如果愿意削发称臣，可以封他为“八闽王”。但郑经却提出，他要在中国版图之外当个国王。
　　清朝政府没有放弃和谈。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在康熙七年的时候，把福建水师都撤了，水师提督施琅也被召回京城。在这之后，清朝政府再次特派刑部尚书明珠，携带康熙诏书去与郑经谈判。但郑经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仍然坚持“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也就是说，他只能像当时的朝鲜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藩属国。
　　康熙听了奏报，说：朝鲜从来都是属于外国，而郑经是中国人，如果他在台湾而不剃发，怎么能说明他已经归服了呢？这说明，康熙坚持统一的大原则，坚决反对郑氏政权自外于中国的要求。
　　郑氏集团的立场，促使康熙开始下决心对台湾由抚转为剿。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出现重大转机，清朝政府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重新设立福建水师提督，并极力推荐仍由施琅担任。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并决定，恢复设立水师提督的建议被采纳，但是当时任命的水师提督不是施琅，而是万正色。

荷兰殖民者赤嵌投降图
　　万正色一上任，立即抓紧修理旧船，赶造新舰。先以新船配官兵，开赴定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舟山进行训练，同时奏请朝廷，迅速调兵遣将。康熙得到万正色的奏报后，随即命令江南总督何席熙迅速挑选2000名优秀炮手，飞速赶赴万正色的军前报到。
　　康熙二十年正月（公元1682年），郑经中风死去。据姚启圣奏报，郑氏集团内部再次发生王位之争，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承了王位。
　　康熙皇帝在得到郑经病死和台湾内乱的密报以后，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果断地将原来的福建的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为陆路提督，把具有丰富水战经验的施琅，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并且加太子少保衔，而且叫福建的总督巡抚和福州的提督，偕同施琅一块进取台湾。施琅坚决主张先攻澎湖，再取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施琅命总兵董义、曾成等，率快船23只，前往澎湖侦察。董义等人于六月初四日中午开船，第二天午后驶抵澎湖。初八日回到厦门。“来去无阻”，非常顺利。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六日，康熙在乾清门再次询问大臣的意见，大学士明珠说：让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终于批准了施琅的作战方案，同时授予施琅全权军事指挥权。并指出施琅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如何进剿。
　　台湾郑氏集团在得知清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以后，马上进行了布置，加强防守，摆开了架势，准备迎战清军。
靖海纪事　　据《靖海记事》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公元1683年），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率精兵3万多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扬帆直驶澎湖。十六日晨，清军水师与郑军船队在澎湖洋面开战，战斗极为激烈。施琅的指挥船遭到郑军围攻，右眼受伤，差点当了俘虏。
　　清军失利以后，马上退兵外洋。清军经过调整准备，六天后，再次发起进攻，寻求与郑军决战。
　　施琅将战舰分为三路，自率56艘，攻击敌水师主力，另有80艘继后。每路中再分三队，不列大阵，约好每5艘攻击郑军1艘。
　　这一战术，发挥了清军在数量上的优势，结果刘国轩大败。郑军的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刘国轩等少数将领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传到北京，康熙大喜过望。澎湖是台湾的门户，以清军的优势这时候一鼓作气攻打台湾，是可以获胜的。然而康熙还是决定下旨招降，并即派侍郎苏祥赶到福建。
　　这时的郑氏集团已惊惶失措。郑克塽急忙召集部下，商议对策，结果是意见分歧。
　　施琅马上将郑氏集团内部分歧奏报给康熙皇帝。康熙及时发布命令：郑经之子郑克塽等，如果能率军民人等登岸投降，将赦免从前的抗违之罪。
　　在清朝政府的感召之下，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捧表归降，交纳了土地、户口、府库册及大印。施琅于八月三十一日登上台湾岛受降。秋天，台湾兵民剃发，台湾终于统一了。

　　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后，妥善安置了所有投诚人员，又宣布免除海岛三年赋税差役，当年应缴纳的谷租也减去4/10，受到全岛军民的热烈拥护。郑氏家族对抗清朝政府40年，康熙不仅没有将他们视为“乱臣贼子”，反而给予许多赏赐。康熙还下令，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的灵柩运回老家南安安葬，并亲自撰写一幅挽联，称赞郑成功有胆有略，是一位在海外孤军奋战的忠臣，称颂郑成功收复中华疆土的不朽功绩。
　　台湾既定，应当如何善后，清廷内部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大学士李霨、王熙也主张台湾不可放弃。康熙最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进一步明确了台湾的归属。另外台湾军政机构与内地也完全相同，连衙署建筑也改变了,像内地一样，“衙门口，朝南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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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烹饪简史

Fri, 18 Apr 2008 10:31:23 +0000

本来高阳李氏网站发布一个《中国烹饪史》有点儿奇特。但因为涉及到了李石曾先生，所以我就转贴一下了。在这样一个从古至今的烹饪历史中，还能提及一下：“1919年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开设豆腐公司兼售豆芽。”，可见豆腐工厂或中华饭店的历史意义了。这篇文章其实写的还是挺不错的，很有科普性质。

一、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
——中国原始社会的烹饪

二、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
——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

三、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

四、百废待兴促发展，南北分野呈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隋唐宋元）

五、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烹饪（明清）

六、烹饪王国初形现，饮食之道举世赞
——中国近代的烹饪（半封建半殖民帝及民国）

七、科学营养承传统，政府重视大发展
——中国现代的烹饪

崴崴华夏，历史悠悠。烹饪技术，源远流长；烹饪艺术，百花齐放；烹饪科学，日新月异；烹饪文化，灿烂辉煌。《周易》说烹饪，《尚书》说调味，孔子与诸子百家以烹饪论时政，《孟子》说：“饥不择食，吃的就不是正味了。”《中庸》说：“人没有不吃不喝的，但懂得美味的道理的人却是很少的。”《典论》说：“一代做官的显贵者，才懂得怎样建筑舒适的房屋，三代做官的显贵者，才懂得饮食之道。”俗话云：“三辈学穿，五辈学吃。”可见吃的学问之大。中国烹饪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七个时期。

一、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

——中国原始社会的烹饪

中华文明史为五千年，而中国烹饪史却源于五十多万年前，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世代生息繁衍，共同创造了光耀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在我们祖先文明伊始便追随着她前进的脚步，逐渐发生，发展并趋向丰富繁荣的。”（《中国饮食史论》第155页）我国远古居民用艰苦劳动和斗争，创造了我国灿烂的远古文化。据古代传说：

1、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韩非子》）。

2、伏羲氏教人渔、腊、牧和人工养殖，使我国的渔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伏羲氏始作网罟。以佃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供牺牲，故名庖牺氏。”（《纲鉴补》）。

3、神农氏教人种百谷，使中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神农氏尝草别谷，教民耕艺，民始食谷，加于烧石之上。（《事物纪原》）

4、传说炎帝之候“宿沙氏始煮海为盐，臣雍父始作杵臼。“（《世东》）盐作为调味品在民间烹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朝王莽说：“盐者百味之将。”杵臼的出现为舂谷或舂谷为粉成为现实。使中国的烹调能够精工细作。

5、黄帝是华族文化的始祖，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不例外，“黄帝始造釜甑，造灶。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事物纪原》）“教民烹饪，燔为灸，民始得遂养生之道。”（《周书》）。

6、“帝尧之世，有八、九十岁老人击壤而歌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哉？！”（《帝王世纪》）

7、晋灵公喜食熊掌，而熊掌含胶质蛋白多，非常难熟，有一次因厨师没有把熊掌做熟，而被晋灵公杀割。原文为：“宰夫而熊蟠不熟，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均为传说不足为证，据考古证明：距今50多万年前北京人居住的龙骨山洞穴里，有许多烧过的野兽骨骼和植物种子。说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而且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本领。火的使用，是人类熟食的前提，“熟食是人类发展的前提。”（恩格斯语）。熟食的出现，中国烹饪便产生了，中国烹饪在原始社会阶段可划分为烹，石烹，陶烹三个阶段。在人类学会用火的这三个阶段里，人类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始了“燔黍捭豚”。人类学会用火后最先采用的烹调方法是将食物架在火上燔烤、炙和把食物埋在火灰里糖煨等。这个阶段称火烹，火烹熟是直接用火对食物进行加工，不经过中间介质，加热成熟的过程。

其次利用的烹饪方法是局、石煮、烙、炮等，这就是原始烹饪的第二阶段称为石烹，石烹是用石头（石板或小石块）作介质，将食物加热成熟的过程。

距今一万一千年左右，中国出现了陶器，陶器的出现使中国烹饪出现了飞跃，严格意义上的煮和蒸便产生了。这是中国原始烹饪的最高阶段就是陶烹。陶烹是将食物放入陶器中加热，使食物成熟的过程。

总观中国烹饪原始社会烹饪的三个阶段，总体上讲是：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烹饪方法原始，器具类型少，调味单一，经历时间长，“火食之道始备”，为中国烹饪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

——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

启建立夏朝历经商朝、西周、和春秋时期总共有1500年左右，奴隶制的确立、发展和强盛，给农业和手工业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特别是烹煮器、食器、酒器、乐器、礼器的大量制造，为中国烹饪带来了勃勃生机。“昔厦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为烹备。”（《左传》）。从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分析夏朝时酿酒已有了规模，吃的也比较讲究，有了专职烹饪工作的厨师。

1、传说夏代君王少康，做过牧正（放牲口的），因杀了夏相，就逃到舜的后裔有虞氏那里做了庖正（掌管庖厨的头目）。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杀了仇人，恢复了夏朝的统治。据说这位曾是厨师头目的国王，还是造酒的发明者，少康即杜康（《说文解字》）。

2、在商代，出了一位著名的烹饪人物——伊尹，他出生庖人，有治国之才，后人称为烹饪之圣。伊尹熟悉烹饪，参加过饮食行的劳动，还当过酒保，长大后精通烹饪之道。后来商汤听说了伊尹的事情，遂派人向有洗氏求得伊尹，伊尹作为随嫁的人，到了商汽那里。他为了向汤陈说自己的治国之策，扛鼎面见于汤，用烹调为例子讲治国之大道理，说汤以至味，商汤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任命他做了宰相，协助商汤夺取并治理天下。（《吕氏春秋》）

3、在周期姜太公未遇周文王之前曾于朝歌屠过牛，于孟津卖过酒。“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古史考》）姜太公为周朝的建立和治理，立下了汗马功劳。姜太公辅佐文一、武王，完成了兴周大业。

4、再说春秋时期，易牙因善于调味，精于辩味而受庞于齐恒公“齐恒公夜半不兼，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过之。“（《战国策》）

5、孔子的饮食思想与中国烹饪

“天下文官主，历代帝王师。”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历代封建帝王尊为“先哲”、“圣人”，孔子倡导的饮食观对中国烹饪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烹饪能争雄世界，享誉海外，中国能成为“烹饪王国”正是儒家文化的正统思想，赋予中国菜肴以博大、宽厚、味醇、技法纯正多彩等特点，堂堂正正。使中国烹饪显示了高层次，深刻的文化哲学的内涵。

① 择料精细、割烹得宜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烹饪原料日益丰富，烹饪技术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饮食也由单纯的裹腹型转向审美型。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当时的人们对烹饪原料的选择，烹饪技术的要求（刀工、火候）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形势下，孔子适时地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食”、“失饪不食”等烹饪主张。孔子将劳动人民长期用直观方法积累的感生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为中国烹饪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食不厌精，脍不厌食。”是孔子饮食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烹饪选料的重要标准，择料精细亦是选择烹饪原料的重要法则。《说文》曰：“烩、细切肉也。”用今天的话说：脍就是一种细切的肉片或丝。由“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观之，孔子对刀工之事是何等的重视。而“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正是孔子对刀工的训条。众所周知火候是决定肴馔美恶的关键因素之一，“物无不堪食，唯在火侯。”孔子的饮食观也是紧紧扼住火侯这一要素不放，他认为火侯不节，生熟不当均有悖于烹饪之理，是不能食用的，谓之“失饪不食”。孔子的上述饮食法则，做为中国烹饪的重要理论一直沿用至今。这些饮食法则历来被社会所推崇，是对中国烹饪理论的重大贡献，从而奠定了选料、刀工、火侯的理论基础，为后中国烹饪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烹饪向以择料精细、注重刀工、讲究火候而蜚声中外，这与孔子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

②食能以时，谨和五味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是中国烹饪的古老法则之一，调味是中国烹饪之灵魂。孔子则是“不时不食”的倡导者，（详见《论语》第十篇《乡党》），他主张调合饮食要合乎时序，不得悖而为之。他把人们的饮食同天地自然联系起来分析，这是孔子辩证法思想在饮食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在“不时不食”的原则下孔子认为应谨合五味，具体表述为：“不撤姜食”、“不得其酱不食。”《礼记内则》中记载：“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上述文字我们们可以看出尽管取用原料的时序不同，酱的调制配比均有严格要求，但谨和五味的原则却是唯一的。中国烹饪能发展到今天，是与食能以时、谨和五味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烹饪最显著的特点是“五味调合百味香”，中国菜肴受儒家思想影响，以敦厚平和的形式，赋予了中国烹饪以调和适中、大味必淡的崇高境界，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体现了儒家的根本思想——中庸之道。

③饮食养生，平衡膳食

孔子是儒家的一代宗师，阅历十分丰富，洞悉各地风土人情，对饮食之道有深刻地观察力和细腻的鉴赏力。他系统地总结了时人，用饮食养生的经验。他提出“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食不语、寝不言”、“不多食”、“食无求饱”、“唯酒无量、不及乱”“虽疏食菜羹”等一系列养生主张。“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为：肉无害，但不以嗜味苟食，应谷肉兼食，避免偏食。孔子的这一思想观念完全符合现代营养科学及平衡膳食的要求。肉类虽然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且生理价值较高，但过多食用会引起热能过剩，胆固醇等摄入过量，血压、血脂、血糖过高，易发生“时毛病”。如：尿糖、肥胖、冠心病等病状，危害人体健康。“唯酒无量，不及乱”是《论语?乡党》中所云，孔子对饮酒与健康关系有着极为独到、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认为酒是中国的传统饮品，在筵席乃至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是过多的饮用既会引起乙醇中毒，又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还会危及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至于喝多少为适量？孔子认为饮酒应因人而宜，但均需以“不及乱”为度。当今有些人饮酒无度，喝得东倒西歪，酊酩大醉、酗酒闹事，真乃愧对先哲之教诲也！他还概括出人生三戒：“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孔子的饮食思想对中国烹饪的饮食养生及平衡膳食的影响极大，他认为饮食应有节，“不多食”、“食无求饱”、“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等观点，符合现代人益寿延年的要求，与饮食养生、平衡膳食有异曲同工之妙。

④讲究卫生、重视礼仪

孔子饮食思想对中国烹饪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他所提倡的饮食卫生方面，他告戒人们：“食饐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共饭不泽手”、等这些戒律，如果我们用现代卫生知识来衡量，完全符合饮食卫生要求。我们遵守这些戒律，病从口入，危害健康的事是可避免的，自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孔子生活在“三礼”时代，他把看待烹饪艺术同注重“礼仪”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饮食推行和贯彻下去。“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从《周礼》中我们可以看出，“礼仪”的推行是王室中建立一系列等级森严，用礼仪繁琐的膳食机构，来主宰王食的饮食，祀、宴会等活动。为把人们修成君子，孔子规定“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朝服而立于阼阶”。人们通过对孔子这些饮食思想的继承、引伸和发展，逐步地形成了中国筵席特定的规范和礼仪。为中国烹饪“重礼”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饮食思想博大思想，其在选料、刀工、火侯、调味、饮食养生、饮食卫生、筵席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主张，至今对中国烹饪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⑥吴王王僚非常爱吃炙鱼，为了做好炙鱼，专诸在太湖边上路当时炙鱼高手太和公学了三个月，在太湖炙鱼的掩护下，专诸来到王僚面前，从鱼肚中抽出毒剑，刺死王僚，山东嘉祥武梁西壁的专诸刺王僚图中，就是说的这个故事。这一时期专业名厨还有俞儿、专诸等烹饪高手。

总观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对中国烹饪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使中国烹饪器具进入了金属制品（青铜器）的时代。（二）烹饪的基础理论基本产生（《吕氏春秋》、《周礼》、《礼记》、《仪礼》、《论语》、《黄帝内经》等书）。（三）筵宴初具规模，饮食市场形成，礼乐侑食，王室膳食制度完善，饮食服务明确。（《周礼》、《仪礼》、《礼记》等书）。烹饪名人辈出，“鼎鼐之材”、“调和鼎鼐”的名厨时有出现，夏的少康、商的伊尹、周的姜尚、春秋的易牙等）在商周时代，奴隶主生活奢侈，人类生活开始由饱暖向礼仪文化方面升华，在饮宴中不但珍馐罗列，味列九鼎，歌舞齐乐的豪华场面，而且陈列编钟，发生井然有序的乐曲，这就是古代“钟鸣鼎食”的饮宴文化。在这一时期确实是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无论烹饪原料、烹饪工具、还是烹饪工艺、烹饪人员都诸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从实践到理论都给予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中国烹饪在以后的发展中无论是物质系统的构成还是传统观念的形成，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它们的根源。

三、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是从旧中国（公元475年—公元577年）到南北朝时期的一千多年间的中国烹饪。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在论政的同时，对烹饪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完整的论术，可谓集烹饪之大成。对中国烹饪有了较科学的认识。

中国烹饪古籍中，诸子百家的言论占有相当部分。“其为食边，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墨子?辞过篇》）阐明饮食的功用在于能增强体质，补充消耗，满足食欲。

有一次庄子到老朋友家做客“故人喜，命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问：“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奚杀之？”主人曰：“杀不鸣者。”鸿雁即鹅的祖鸟，可见当时人们已知台币养鸿雁，即鹅，以报警并供食用。（《庄子?山木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文字描述生动，绘声绘色。既说明庖丁技术熟练高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又表明饮食养生应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的自然法则。（《庄子?养生主》）。

“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表明当时已知对水产资源的养护，家畜家禽无失其时。（《孟子?梁惠王》）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文中把视觉、听觉、味觉并列，指出三者均妥善。（《孟子?告子章句上》）

“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饮食思想。说明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粮仓弃实，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后减为5万灶，再减为3万灶。”孙膑成功地将烹饪中的灶，运用到战计当中，也说明了当时的灶具已广泛使用。（《孙子吴起列传》）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在《招魂》、《大招》中涉及到烹饪的内容相当丰富。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政治含义颇多，但书中涉及各地美味佳肴，风味特产以及烹饪理论，其中《体味篇》的烹饪理论在我国乃至于世界上均称的上最古老的烹饪理论，在此之前尚未发现更全面的烹饪理论。它成功地塑造了伊尹这个庖厨出身的“鼎鼐之才”的政治家形象，更重要的是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烹饪理论，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从原料的选择到火侯及调味，无不精彩绝伦。它既是战国及其以前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现存最古的烹饪理论专著。

在烹饪古籍中，据今文经学家，参证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认定为《周礼》、《仪礼》等均成书于战国，《神农本革经》也认定为战国，也有说系秦汉时托神农之名所作，故《神农本草经》列在秦时讲。

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2年）建立中央集权制，他过着穷侈极欲的生活，并经常举办宫廷宴会，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反对推行郡县制，还劝说他办事要遵循古代的法度，他便采纳李斯的意见在全国“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由于秦朝存在时间较短，且由于“焚书坑儒”的影响秦朝的烹饪史料相对不足，故把《神农本草经》写在秦的部分。《神农本草经》不仅有较高的医药价值，而对研究先秦时的饮食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自古医食同源。特别是食疗养生及养生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详见《神农本草经》，此不赘述。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的鸿门宴，席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多亏樊哙闯入使刘邦乘机而逃。

“王者以民为天下，而民以食为天下。”秦人劝刘顾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让刘邦注意食是人民生活的头等大事。

汉朝始于公元前206终于公元220年，两汉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封建经济有了大发展，大商人“周流天下”，非常活跃，国力强盛。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黄瓜、大蒜、芜荽、芝麻等种子，使烹饪原料得以丰富。

在汉朝大儒郑玄、注疏《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仪论著，为我们研究三礼中的烹饪理论，提供了丰富资料。传说豆腐为刘邦之孙刘安所创，豆腐在汉代已成为大众食品。豆腐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是刘安所创，有待于研究。

文君当垆，相如（司马）涂器在成都开酒店。《见史记?司马相如传》。

铁制烹饪工具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得到了普及，铁制刀具，铁锅为中国烹饪传统工艺的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铁锅使炒成为中国烹饪中最具特色的烹调方法之一；刀具为中国烹饪的刀工工艺臻于精绝。

汉灵帝好食胡饼，京师皆作胡饼。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根据中医的传统理论，探讨通过饮食达到保健治病的目的，从而形成了食疗保健理论体系。

三国和两晋（220年到420年）

“诸葛亮南征将渡泸水，土俗人首祭神，亮令杂用牛、羊、逐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代之，馒头名始化。”《事物纪原》、《三国演义》均有记载。肉馒头可能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相传诸葛亮还发明了四川泡菜，用于率师北伐中原。《博物志》载有诸葛亮在四川临邛利用天然气熬盐。

《华佗食论》在三国时出现，华佗可能是我国药酒的首创者。对烹饪著作来讲具有划时代意义。曹操是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著有《四时食制》，作为政治家研究烹饪，其意义深远。

“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若迭彀，离若散宫。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反映了当时刀工水平。

东汉五原太守崔实的《四民月令》，列举了普通人家的经济生活，内容比较丰富。

东晋道人葛洪在《时后备急方》中介绍用羊肝、苍术治雀目，即治夜盲，因羊肝含维生素A，这是惊人的发现。葛洪对中国的化学事业也有贡献。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且看毕卓，他“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这可能是吃螃蟹最早的文字记载。（《晋书?毕卓传》）

晋朝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阶级生活侈奢，在生活方面有“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食必尽四方珍宝，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见《晋书?何曾传》这一方面说明统治阶级穷侈极欲，从另一个侧面看当时烹饪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蔬菜、莼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官数千里，以要爵乎了‘遂命驾而归”这便是文人墨客经常表达的“莼鲈之思”的思归之情。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南北朝时，食谱著述间世，著名的有《崔在食经》，《梁太官食经》、《食珍录》、刘休的《食经》等。这些食经中记有菜肴、面、饭、饼的烹制方法，反映了世纪初时我国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发展水平。

《齐民要术》为山东高阳太守贾思勰所著，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北魏及前朝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和食品加工技术，是世界上最早的食品科学专著、广泛地、科学地、艺术地总结了古代饮食文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肴馔，选料精细，加工严格，火侯恰当，口味精美，色泽婧丽，实用性强，烹饪技艺高超，它以其巨大的科学价值，完整的体系，丰富的内容，被国内外人士所认定，从而奠定了它在农业史、科学史及中国饮食文化史的重要地位。是我国烹饪发展鸣上最辉煌的一页。

综观中国社会初期的烹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烹饪原料不断增加，来源扩大；铁制烹饪工具为烹饪工艺又一次带来了飞跃；烹饪实践有了较大的发展，烹饪理论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食谱及烹饪专著大量出现；食疗保健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一千多年里，中国烹饪有了务实性、科学地、全面的发展。

四、百废待兴促发展，南北分野呈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是从隋灭陈统一中国（589年）到元亡（1368）年。近八百年的烹饪史。隋唐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各国商人云集长安，隋时酒楼饭店林立，菜肴丰富，外国商人尽其享受，吃饱喝足，不收饭钱（《资治通鉴》）。唐时长安饭店、酒楼、茶肆遍布，饮食品种达一百多种，且具规模。唐德宗临时召见吴凑，任他为京北尹，吴接命后，立马请客等客人到达吴家时，规模宏大的酒席已摆好，有人问酒席怎么办的这样快，吴府的人说：“两市有礼席，举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时至今日要办三五百人的宴席，也要准备几天，当时可立即办好，可以想想饮食市场的规模是如何的宏大。在隋唐五代时期烹饪技艺和肴馔的花色品种都有所提高并出现了饮食夜市。这一时期宴会种类齐备，唐代公费宴会有制度，定例可循，只要公务需要，什么祝捷、庆功、贺喜、外交等，殿试后宴新科进士为“琼林宴”，乡试后宴请新举人为“鹿鸣宴”，官员升迁向皇帝献食为“烧尾宴”，新进士相聚为“樱桃宴”。私人宴会形式更多什么团圆、喜庆、节日、赏乐等等。官司员、文人、各行各业可因社交需要举办各种宴会，如正月十五为“临光宴”，夏天避暑为避暑宴，春游为曲江宴，荔枝尝鲜为“红云宴”等，实际上大量的宴会并不取名，按例照常因需举办而已，有的宴会轻歌蔓舞，有的行酒令，有的射覆以助酒兴，从这方面讲中国烹饪至唐代已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刺激了饮食市场的消费，也刺激了烹饪业的大发展。

隋、唐五代（589年—960年）

这一时期，人们不仅注重饮食的数量，更注重饮食的质量，除色、香、味、形外，还非常注重饮食的营养保健。各种饮食保健理论大量出现，烹饪专著及食经，目录繁多，如隋代医学家马琬的《食经》。谢讽的《淮南王食经》、崔禹锡的《崔氏食经》，唐代有《严龟食法》十卷，杨晔的《膳夫经手录》四卷，丞相段文昌的《邹平公食宪章》、尚书令韧巨源的《烧尾宴食单》，中国第一部刀工专著《砍脍法》五代的《食典》一百卷等，食疗专著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食治》、孟光的《食疗本草》、陈土良的《食性本草》，张鼎的《食经》等，虽有些原著大多亡佚，从《医心方》、《证类本草》、《良医心鉴》等其它著作中仍可寻到它们的踪影。

宋朝大学士苏东坡请朋友吃“ 饭”的故事，流传甚广。大意是苏东坡请朋友吃“ 饭”，朋友们以为是什么高级的宴席，便应约而至，结果只吃到白米饭、白萝卜、白盐各一碟，朋友们不知何故，苏东坡笑曰：“这三样东西加起来不就是饭吗？”这个典故不是苏东坡所创，这个典故出在唐朝《膳夫经手录》中：“萝卜、贫寒之家与直饭偕行，号为“三白”。

陈上述资料外，在笔记中也有不少关于烹饪的内容。如唐段成式的《西阳杂俎》、刘恂的《岭春录异》、冯贽的《云仙杂记》等中都记录了饮食掌故及与烹饪有关的资料。类书中也有一部分烹饪资料。如虞世南的《北堂书钞?酒食部》、欧阳询、裴矩、陈叔达等人的《初学记》等类书中也记录了部分烹饪资料。唐诗中也有大量的烹饪资料。如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杜甫有“紫驼之峰出翠釜，……禹锡的《寒具》（馓子），杜牧的《过华清池》，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扬万州》，贾岛的“凿石养峰休美蜜，……”杜牧的《清明》等。《隋书?艺文志》收录烹饪专著28种，《新唐书?艺文志》收录烹饪专著10种，这一时期烹饪史料相当丰富，为烹饪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宋（960年始）到元（1368年止）的400多年里烹饪专著共几十部，大都是宏篇巨著，烹饪的科学价值较高。《宋史》中载有《王氏食法》五卷，《萧家法馔》三卷，《馔林》四卷，《通志略》中载有《传膳图》一卷，《江飧馔要》一卷，《馔林》五卷、《古今食谱》三卷、《王易简食法》十卷，《诸家法馔》一卷，《珍庖备录》一卷等。烹饪专著中，著名的有《中馈录》《山家清供》、《本心斋疏食谱》、《膳夫录》《玉食批》《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饮食正要》等。大型的日用通书中与烹饪关系密切的有《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等。在食疗方面的著作有《寿亲养老新书》《食物本草》《饮食须知》《日用本草》《食治通说》《饮食正要》等。

烟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年间，翰林大学士苏轼，到登州（今烟台蓬莱）上任。因苏轼善吃，故地方官员，无不以山珍海味相待。一日，地方官员特聘当地有名望的女厨为掌灶，款待苏轼，烹制时间短了些，待菜上桌时，鱼中间尚未熟透。当地官员大为不满，令女厨重新制作。女厨想，将原鱼再煎恐颜色太深，如果重新制作，时间又恐来不及。女厨左思右想，计上心来。弄了些葱、姜、花椒等调料，烹调加汤，原原鱼下锅炖煨。待汤汁靠尽且已熟透，便盛盘上桌。苏轼及地方官员，等不可耐，举箸便食。鱼一入口，口生快感，顿觉鲜香浓郁，风味独特。再看盘中色泽艳丽，与众不同，美不胜收。于是请女厨到席间，问其如何制作。女厨不知是福是祸，内心惧怕，一时不知所措。当女厨想起将酥脆的食品，入锅炖煨使其软化，当地称为塌，故曰：“此菜乃锅塌黄鱼是也。”当苏轼听完此菜做法后，赞不绝口，赏以重金。从此，锅塌黄鱼，以其特有的魅力，流传民间，成为胶东名肴，得到广泛流传。另有一说，明朝年间，福山有一富豪，喜食鱼虾，其掌故内容与本故事相似，故不赘述。

宋至元大批北方厨师，随达官司文人南下，为中国烹饪的大融合，大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不但烹饪专著大量涌现，笔记中有关烹饪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如《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该书的自述中写道：“会寰之异味，悉在庖厨。”书内烹饪资料尤为丰富，几乎每一卷均有涉及，是研究北宋饮食不可多得的资料。《都成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清异录》、《老学庵笔记》《鸡肋篇》《鹤林玉露》《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均记有丰富的烹饪史料。特别是《请异录》中记有“建康七妙”“金陵，土大夫渊数，家家鼎铛，有七妙：齑可照面，锟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醋可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当时烹饪技术之高起可略见一斑。花色冷拼的记述，让现代的厨师也难以想象。“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鲜。以鱼叶斗牡丹状，既熟，虫盅中，微红如初开牡丹。”又记辋川小样：“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鲜肤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微缩景观。另外还记述了豆腐：“时戢为青阳丞，洁已勤民，肉味不给，日食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食疗著作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寿亲养老新书》“食治养老序”中说：“人若能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饮食须知》的作者贾铭活了106岁，明太祖问：“平日颐之法”他答曰：“要在慎饮食”逐献出《饮食须知》，重点介绍了360多种食物相反相忌，“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饮食正要》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无论是食疗理论，还是食疗验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广收食疗经验。“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长寿。”“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数而少，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该书还收录了较多的少数民族菜点，可谓烹饪之大全。

五、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烹饪（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烹饪的成熟时期，是中国烹饪完全确立期，也是传统风味流派体系完全确立期，更是传统烹饪理论体系的完全确立期，从元朝灭亡（1368年到1840年）到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近四百年间，中国传统烹饪，风味流派和传统烹饪理论已臻成熟。

（一）中国传统烹饪体系完全确立

①首先是烹饪原料在前四个时期广开源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开拓创新。明代开始，我国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作物，象马铃薯，番茄，玉米等都是在明朝引进的，新农作物的引进给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中国烹饪带来了新原料。

②烹饪工具系统由全部手工工具构成，包括炉灶、灶上、案、案上及其它配套工具等，至晚清完全建立。

③烹饪工艺系统，在前期的烹调方法上，明代的焖炉烤鸭，皮蛋等制作方法的成熟，烹饪技艺进一步提高。据记载仅明弘治年间由于烹调方法的推陈出新，就有食普一千多种。据陶文台先生考证，明代万历年间，烹调方法已有一百多种，这些烹调方法比较全面，且有创新，明代还有了关于火腿制法的记录。（《易牙遗意》）明代对前期的烹调方法进行了大量总结并有创新。使菜肴杯盘罗列，争奇斗艳。至清末中国烹饪体系完全确立，烹调工具、工序齐备，各环节操作规范化。这一手工工艺系统形成后至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在明代，酒楼是宫办的，酒楼的开关要得到皇帝的认可，这也说明皇帝对此事的重视。

（二）传统烹饪理论体系完全确立

至清末，烹饪专著及农书、类书、通书、笔记、医书、文学作品中的烹饪资料相当丰富，象明代韩奕的《易牙遗忘》，宋栩的《宋氏养生部》、宋公望的《宋氏尊生部》、高濂的《饮馔服务箋》、张岱的《老集》、清代曹寅的《居常饮馔录》、朱彝尊的《食宪鸿秘》、顾仲的《养小录》、李化楠的《醒园录》，袁枚的《随园食单》，无名氏的《调鼎集》等宏篇巨著。从食谱到理论，终于走向成熟，特别是袁枚非常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说：“学问之道，先知而行，饮食亦然。”在《随园食单》中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等十四个方面，对烹饪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他不但会写，也是知味者，对吃喝非常讲究。并最先提出了美食不如美器的观点，使中国烹饪的五大属性即色、香、味、形、器至此完备。除了以上烹饪专著对烹饪的理论，实践全面总结外，这一时期的农书中，食疗著作中，笔记中，类书中种技菱中对烹饪理论方面的总结都比较突出，如《开工开物》对烹饪原料，调料及添加剂等方面都有研究。《闭情偶寄》中说：“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在火侯上认为“烹煮之法，全在火侯得宜。”如此理论在其它书籍中也频见不鲜。袁枚还专门为厨师王小余立传。

（三）传统风味流汇报会体系完全建立

至清末，地方风味流派，民族风味流派，医疗保健风味流派，从民间菜到宫廷菜，从市肆菜到宫府菜，从民族菜到寺院菜等风味流派完全形成以鲁、川、淮扬、粤“四大帮口”为主的地方风味菜至清代完全形成。鲁菜以历史悠久，注重内涵，选料讲究，刀工精细，调和得当，工于火侯，烹调技法全面，精于制汤，擅烹海鲜，宴席丰盛完美，五味调合百味香而傲立于世。川菜以取材广泛，注重调味，菜式丰富多样、适应性强，擅烹山珍江鲜，擅用三椒，重麻辣鱼香，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雄居世界。淮扬菜以选料鲜活细嫩为佳，注重刀工和火侯，追求本味，清鲜平和，色彩艳丽，浓淡相宜，清心悦目，造型美观，生动逼真，别致新颖，卷、包、酿、刻等工艺独到，而闻名于世。粤菜以选择广博，菜肴讲究清爽鲜嫩，调料风味独特，烹调方法和调味方式自成一格，南国风情独特而靡声海外。

（四）杯盘罗列，酒席未盛。

自唐朝筵席规格扩大后，明甭的筵席达到了顶峰。在明朝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都超过了前代水平，明朝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饮食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出现了杯盘罗列争奇艳的景象。从小说《西湖二集》中可略见一斑，书中说饮食业兴隆繁盛，食物品种丰饶上乘，经营有特色，服务殷勤，到酒楼的顾客熙攘，风丽无减，昼夜不衰。各档次的酒楼，饭菜馆各分雅座十余处，风味菜肴争奇斗艳，酒器都用银的，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名妓数十人，时装艳服，香满倚陌，凭栏招邀，叫做“卖客”。又有小环，不呼自入，歌吟强聒，以求支分，叫做“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叫做“赶趁”。又有以小炉炷香为供，叫做“香婆”。又有人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椰榄、薄荷到酒阁分得钱，叫做“撒 ”。又有卖玉面狸，鹿肉，糟决明，糟蟹，糟羊啼，酒蛤蜊，柔鱼，虾茸，，叫做“二家风”。又有买酒浸江瑶，章鱼，历肉，龟脚，锁管，蜜厂，脆螺，，虾子鱼，制鱼诸海味，叫做“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就十个客人，一人各要一味，也自不妨。过卖挡头答应如流而来，酒未至，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或少忤客意，或食次少迟，酒馆主人便将此人逐出，以此酒馆之中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虽暑雨风雪，未尝稍减从这区区几百字之间不难看出，当时筵请的豪华场面，及杯盘罗列争奇斗艳的情景。清代中叶各地筵席繁杂，菜品多样，有以头菜定格的宴会，也有民间的便席，名目繁多。仅满汉全席因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其程式、菜品、种类也都有所不同。满汉全席是清代烹调技术及筵席的代表作。入席菜品最多时达二百余种。这时的达官显宦，豪绅巨贾，饮食争逐，沿习成风，往往为一席之资，耗费百千，所用原料，取精用宏，争奇斗胜，满汉全席，盛行一时。席中珍品无奇不有，佳肴美馔，罗列满盘。据周光武同志考证，满汉全席为288种。四川的满汉全席一般为64种，扬州的满汉全席一般为110种，山东的满汉全席一般为78种。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烹饪传统风味流派体系，传统烹饪体系，传统烹饪理论体系完全确立，形成了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的局面。

六、烹饪王国初形现，饮食之道举世叹

——中国近代的烹饪（半封建半殖民帝及民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1840-1949年），中国社会处在内外交迫，政治腐败，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趁虚而入，中国的烹饪技术随之亦传向世界各国。“昔日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孙中山话）。中国烹饪以不同的方式，进军世界各国，并以其巨大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国。清末，李鸿章出使西方，由于用不惯西餐，经常到中国餐馆用餐，西方的外交人员也随李鸿章到中餐馆中用餐，席间西方的外交人员，对中餐甚是好奇，逐问其菜名，因李鸿章对中国烹饪没有研究，皆以杂碎称之，一时间李鸿章杂碎便风靡西方各国。与此同时国人开创了以西学研究中国烹饪之先列，出版烹饪专著近百种，先后出版了《清稗类销》、《食品化学》、《食品成份表》、《饮食与健康》、《实用饮食学》、《微生物学》等等。西方的食品、食品科学和新式的食品加工技术也大量传入中国。咸丰三年上海英商在上海生产冰淇淋、汽水等。咸丰八年林鼎鼐在福州创制福州肉松。同治九年，美国传教士将西洋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等品种传入烟台。同治十三年北京鸭种传入美国纽约州，同治十二年国人仉某创制太仓肉松。光绪年间王献清创设蛋品厂。花椰菜传入华南。上海创设机器制冰。英人伊文思在上海创设面包房，帝国啤酒在上海生产。1895年上海增裕面粉厂创设，营口创设榨油厂。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设张裕酿酒公司，中国开始工业化生产葡萄酒。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榨油厂。1899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面粉厂。1901年俄、德合资在哈尔滨创办麦酒公司，1904年英德合资在青岛创办英德麦酒厂（啤酒厂）。1908年国人在哈尔滨创办制糖厂。同年日本生产的味素输入我国，光绪末年粉丝业在烟台各县兴起，龙口牌粉丝出口。1897年—1918年美、英各大城市纷纷设立中国餐馆。1909年安庆胡玉美罐头食品公司改进四川豆瓣酱，创制蚕豆辣酱。1911年四川开始人工栽培银耳。1912年四川汉章创制涪陵榨菜。1913年乐汝成在济南创办泰康食品公司。1917年，卢寿的《烹饪一斑》，李公耳的《家庭食谱》分别出版。1915年北京双合盛啤酒厂创办。1918年冼冠生在上海创办食品公司。1919年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开设豆腐公司兼售豆芽。同年梁桂琴的《治家全书》出版，卷十为烹调篇。1920年王益斋在烟台创办烟台啤酒公司。1921年吴蕴初研制味精成功。同年杨章你等人的《素食养生论》出版。1923年张逸云与吴蕴初合作创办天厨味精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生产味精的国家。1922年德国人在上海生产鲜酵母、干酵母、干麦芽、麦精等。同年李公耳的《西餐烹饪秘廖》，时希圣的《家庭食谱续编》分别出版。1925年，时希圣的《家庭食谱三编》及《素食谱》出版。1926年时希圣的《家庭食谱四编》、丁福保的《食物新本草》、无名氏的《吴中食谱》分别出版。1931年大连饭庄的《北平食谱》出版，1935年祝味生的《中西食谱大全》出版。1936年陶小桃的《陶母烹饪法》、张恩廷的《饮食与健康》等分别出版。1939年龚兰等人的《实用饮食学》问世。1940年—1949年张通之的《白门食谱》任帮哲等人的《新食谱》、单英民的《吃饭问题》，方文渊的《三十八年食历》、《汤与饮料》等分别出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的八年中食品工业处于瘫痪状态。1945年至1949年民族食品工业一蹶不振，国内的烹饪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族工业一盘狼籍。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将中西餐的比较上升到中西文明的高度进行比较。引导国人对自己烹饪及烹饪文化引起重视。他说：“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辩味不精；辩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明进化之深也。”他又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因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孙中山先生将中国烹饪与民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肯定地说明了中国烹饪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将中国烹饪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继而又将中国烹饪规范于科学、艺术的范畴。他说：“中国人之食，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之最新学理更强。”孙中山先生学指出：“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由以上可见，孙中山先生的饮食烹调理论，是中国饮食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将中国烹饪推向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烹饪，随着民族饮食工业的兴起，并大举进军世界各国，在国际上得到了极高的声誉，烹饪王国的初形已经显现，中国的饮食之道，举世赞叹，为中国烹饪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科学营养承传统，政府重视大发展

——中国现代的烹饪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晚宴边叫天国第一宴，以庆祝国庆大典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之饪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之饪改变了几千年以师代徒的个人传艺方式，出现了专门的学校教育，将中国烹饪教育的入了正规学校教育，将中国之饪教育的入了正规学校教育的轨道。随着烹饪教育的发展，中国烹饪由专门技术传授向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烹饪进入了大总传、大交流、大竞争、大融洽、大发展、在提高的时期，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国烹饪的发展。1949年10月食品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并入轻工业部，总理和规划全国食品工业生产和发展等事务。使制糖、酿酒、饼干、冷饮、乳制品、调味品等食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不增加。1956年私营食品工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饮食展览会，菜点烹饪技艺展览会等，对恢复和发展传统的饮食文化和食品特色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同年5月食品工业出版社成立，后并入轻工业出版社。1957年1月《食品工业》月刊创刊。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再度受到挫折。1977年6月《中国食品科技》创刊，1978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主食品需要大大改革》等文，引起对解决新长征道路上吃铁问题的普遍重视，并把吃饭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开始招收烹饪专业小中专学生，本人也是那年入学的初中应届毕业生。1979年中央提出搞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取消猪肉定量供应的政策。接着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搞活农村经济、开放集市贸易，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恢复名牌和传统菜点和食品加工，方便食品和食疗食品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1980年3月《中国烹饪》创刊，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方便食品科技会议。烹饪行业在全国开始了大练兵，大比武的大好局面。1982年4月《食品周报》在北京创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设立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至此中国烹饪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国家各有关部委，象原供销、商业、劳动、人事部门都设立了技术工人考评委员会，负责对厨师等工种的考评工作。商业出版社，根据国务院1981年12月10日发出的《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对我国历代典籍中，有关烹饪方面的著作，进行了较系统的发掘整理，对原书进行注释和今译。如对《周易》《尚书》《诗经》等数十种经典古籍进行选注。对《吕氏春秋? 本味篇》《千金食治》《随园食单》等近百种烹饪古籍进行了整理译注。对青年厨师进行传统文化传统烹饪教育极为有益，使传统的饮食文化大放异彩。除了国家级的烹饪刊物外，各省、市的烹饪刊物，象雨后春笋竞相出版。有关菜谱、烹饪书籍、论文及烹饪教材上千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烹饪专业的职业教育，从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专到专科、本科的院校应运而生。杨州大学还计划招收烹饪专业的研究生，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还建立了自己的烹饪研究所，将中国烹饪提高到科学研究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经中国烹饪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由于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改进，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技术、新工具、新原料、新调味品的不断增加，促使中国烹饪向着简捷、实用、重口味，重花色、重营养、讲卫生的方向发展。中央电视台及各烹饪团体经常举办烹饪大赛，促进烹饪的大发展。各风味流派在传统烹饪的基础上，合理烹调、科学调配科学加工，注重口味，最大限度地保护营养素、使菜肴，面点等食品既有良好的色、香、味、形，良好的质地，又符合营养卫生要求，利于消化和人体吸收。烹调工作者采用合理洗涤，科学切配，沸水焯料，上浆挂糊，勾芡保护，适当加醋，酵母发酝，急火快炒等保护营养素的措施，使菜肴、面点在色、香、味、形、器具佳的前提下，突出菜肴的味及质地、营养卫生，使中国烹饪的七大属性，至此完成。使人们的膳食多样化，合理调配膳食，平衡膳食。1986年2月中国营养学会，在总结我国传统饮食模式的基础上，向广大群众推荐了近期成人合理膳食构成的指标，其比例为：成人每人每月摄入粮谷类14千克，薯类3千克，豆类1千克，肉类1.5千克，蔬菜12千克，鱼类0.5千克，植物油0.25千克，奶类2千克，水果1千克，这一指标，在当时可以达到饮食营养基本平衡。1997年，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基本内容为：①食物多样，谷类为主。②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③每天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④经常吃适量鱼、禽、瘦肉，少吃肥肉和荤油。⑤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保持适宜体重。⑥吃清淡少盐的膳食。⑦饮酒应限量。⑧吃清洁卫生不变质的食物。为形象地表达膳食指南，制定了中国平衡膳食宝塔，建议平均每人每日摄入蔬菜400—500克，谷类300—500克，水果100-200克，奶类100类，禽畜肉50-100克，鱼类50克，干豆类50克，蛋类25-50克。这样摄入量约可提供能量7648.35-11635.7千焦，蛋白质67.6-98.6克，脂肪60.5-80.8克，视黄醇当量（RE）597-921毫克，硫胺素0.9-1.39毫克，核黄素0.93-1.4毫克，钙722-976毫克，铁2.24-39.6毫克，锌10.4-15.8毫克。并强调膳食提供维生素C、E及烟酸均要充足。中国现代的烹饪不仅要达到这些指标，还应尽快创新新的烹调技法，使新潮菜肴不断涌现，使中国烹饪在“烹饪王国”的头衔上，百尽竿头更进一步。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级烹饪研究机构的成立；随着烹饪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烹饪科技的应用，中国烹饪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和提高，各风味流派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将中国烹饪的百花苑装点的绚丽多彩。

Tags - 李石曾

游荡西塘

Sun, 13 Apr 2008 10:00:22 +0000

初夏游水乡，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

这次真的去踏青了，去的竟然是闻名遐迩的江南水乡古镇——西塘。早就听说西塘了，尤其是看了一本叫“风雅西塘”的小书之后。听说西塘最著名的有一个一道1000多米造型古朴的廊棚，一色的黑瓦盖顶，沿河而建，连为一体，绵延不断，催人发思古之悠情。“什么时候能去一趟西塘看看这个廊棚呢？”我曾经盼望不已。真的要去看了，真的很有些兴奋。

车子到了西塘，已是万家灯火时候。小镇的每个饭馆儿里，都传出人们的欢声笑语，廊棚中游人仍然如织，每个铺户门前的红灯笼映照着有人的笑脸。一阵阵扑鼻的香气馋得人走不动道。臭豆腐、龙蹄、焗南瓜……配上西塘老酒，再用一杯杯白色的醇香米酒来下黄酒，想想都醉人，更何况我们这次真的就坐在这饭铺里享用这些呢？这个饭馆叫“响堂”，餐厅里还挂了个什么鸟人写的“响堂饭店名声响堂”几个大字。我料想，在当地的俗语中，“响堂”想必是个好话，可能和北京话的“倍儿棒”一样吧。例如在北京，如果有个餐厅名字叫“倍儿棒”餐厅，相比也可以挂一个牌匾——“倍儿棒餐厅，味道倍儿棒”之类作为宣传语。一夜无话，第二天游览了这期待已久的西塘古镇。

走在市镇中，店铺林立，熙熙攘攘。很多铺户都捧出了芡实糕来卖。我看这玩意儿属于类似桃片类的东西，加之我本对“糕”类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兴趣，即便这芡实糕是当地特色，我也实在提不起兴致买来一点尝尝。再有很多就都是和所有旅游景点一样的货品了，例如古老的铜佛，袁大头，手镯、项链、鼻烟壶、桃木剑、铜香炉……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绿色的，指甲大小，可能是什么豆子炒出来的，一笸箩一笸箩的端出来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倒是这里特色的扎肉我兴致勃勃地买了几块。尝尝味道不错。其实这扎肉像什么呢，像我们平时在肉粽子里的肉块，用粽子叶包起来扎上。嗯，就是这东西。

西塘地势平坦，河流密布，自然环境本该十分幽静。但遗憾游客太多，所以有点儿像个大公园儿了。曾听说有9条河道在镇区交汇，把镇区分划成8个板块，而众多的桥梁又把水乡连成一体。古称“九龙捧珠”、“八面来风”。现在看来，虽然我没有数过到底有几条河，几个区，但古镇区内的确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多处，也确有较高的艺术性和研究价值。鸟瞰全镇，薄雾似纱，两岸粉墙高耸，瓦屋倒影，整座水乡古镇似诗如画，人处其间，恍然桃源琼瑶，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

午饭是在“钱塘人家”吃的，味道很好。尤其一些因当地口音关系，说不出名字的鸡和鱼之外，还有一种绿菜味道很好，外边吃不到。白水鱼也不错。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饭菜，而是这优雅的环境。有一种建筑附属品，是西塘的特色，叫“美人靠”。当地有说法：“美人靠靠美人，美人不靠靠不美。”据说最早的美人靠是吴王为了讨好美女西施而建的，后来此样式在江南一带的临河建筑中广为运用。还有一种说法：古代闺中女子不能轻易下楼外出，寂寞时只能倚靠在天井四周椅子上，遥望外面的世界，或窥视楼下迎来送往的应酬，故雅称此椅为“美人靠”。现在的美人靠也是“每人靠”，每个人都能靠了。钱塘人家依水而建，正好做美人靠来凭水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写到这里，其实也引起了我另一种遗憾，这哪里是美人靠的？其实靠在这里的美人又有多少会像范仲淹说的，其喜洋洋者矣？大多会和一些寂寞、惆怅、哀怨、轻叹挂上钩吧……（美人很美，可也是寂寞、惆怅、哀怨、轻叹，但只要看开些，却也过得日子。而人活着就是为过日子吗？难道过日子不是人生的至理？更何况……美人靠上已无美人……又开始乱想，不说这些。）

坐上游船，沿着水路看西塘，也是移步换景呢。沿岸的民居里，有人在河水里洗衣，涮墩布，有人往河里倒脏水。说他们不珍惜环境吧，他们会不会也说我们这些游客的到来才是真正这里污染的源头？可如果没有游客，这个地方有怎能繁华热闹如斯？后来司机告诉我一个不为我知的道理：“你以为这些污染河水的人都是本地人吗？其实不是。真正的本地人深爱着他们的故土，怎么忍心糟蹋？你看到的这些人，全都是来自各个地方，来这里讨生活的外乡人。你听，这个人说的就是福建话……”唉……让我说啥，让我说啥呢……
还是说些小桥流水人家吧，还是说些古风遗韵吧，这些似乎更适合“西塘”这个名字。与周庄和乌镇相比，这里更朴实，也更休闲。很多商铺都在自己商铺前，河岸边摆上藤椅竹凳或躺椅，旁边放好茶几，茶几上放好紫砂全套。招徕客人休息喝茶。最有趣的，是河对岸，还能有个戏台，咿咿呀呀地唱些段子，红男绿女好不热闹。河这边咿咿呀呀，河对岸聚满了人群，驻足拍照的，看热闹的，买了茶位边喝边听的，歌舞升平。坐在游船上，正赶上他们就要上台前的开场，演员躲在屋子里，已经上了装。这一刻，让我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停梭一响，闲窗影里，独自看多时”的年代，郎情妾意正浓时。能让人怀古的古镇，对我，这里算是第一家了。西塘真是水乡中的绝品之一了。说起这西塘，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大水塘，引嘉善县西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称平川，斜塘。估计这就是为啥这里被慢慢教成西塘的原因吧。上午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店家的墙上写着西塘的历史：在唐开元年间就已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渐成规模；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呵呵，要说西塘里都是现代的人……现代的人就免不了鄙俗……此言不虚也。

船继续向前，沿河看到水乡的风景，真柔——水柔、树柔，桥柔，人更柔……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橹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沿路真的看到了很多美妙的景色。

弃舟登岸，去吃这里最有名的一家臭豆腐。香！外焦里嫩，油而不腻，臭而弥香，好吃！
旅游行业中一直都一个说法，就是没钱的人去旅游，有钱的人去休闲。其实以我这次的感觉，其实是女人去购物，男人去休闲才对。坐在河岸边的躺椅上，沏好乌龙，于是乎：阵阵丝竹之音入耳，缕缕清茶之香入口，美景温柔环绕入眼，美哉！不一阵，河里飞来两艘小舟，船舷上沾满了鸬鷀。黑色的鸬鷀被渔人，不，应该说是商人，系上脖颈，将为现场支付了80元人民币的游客表演鸬鷀捕鱼。商人收到钱后，其喜洋洋者矣。鸬鷀就惨了，一趟一趟地跳下水，叼起已经死了多时的，刚刚被商人扔下水的死鱼。游客们欢呼着。商人更来了精神，用棍子把鸬鷀从水里挑出来，挤出它喉咙里的鱼。商人手里忙着，却也没有忘记向游客们，尤其是掏钱的游客谄笑几下。为了把演出表演得更加出色，商人故意让鸬鷀争斗，一直鸬鷀咬住了一条鱼，因为喉咙小，鱼太大，所以鱼就卡在了嘴里，进不能进出不能出，此刻，另一只鸬鷀冲过来，咬住这条鱼，两只鸬鷀就在水里连在了一起。商人一看，正是时机，一杆下去，把两只鸬鷀挑出了水（鸬鷀被系住了脖颈，也系住了脚），扔在船上。游客们惊叹着，欢呼着，商人满脸堆笑，喜不自胜。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我以前觉得渔舟唱晚，很惬意。如此看来，不是很惬意，而是很残忍。竟把鸬鷀的脖子系住……岂不知鸬鷀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有人笑着接话：“如果他们不系住它们的脖子，它们也就不是衣食父母了……”我一笑……

在茶摊旁，有个卖内画壶的小店。我正好走过，一个文静的小伙子一边画着内画壶，一边招呼我让我购买。我一直都很欣赏内画壶这门艺术，但因不知买来何用，所以一直未曾收藏。小伙子见我驻足，便说道：“先生你买一个，现在也许只要花你20元到30元，可有朝一日我功成名就，我的作品就会价值连城，到那时，你就知道现在的购买是正确的了。”我一笑，很有感触，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志气，真好强，好样儿的！我满怀深情，却也带着激动地说：“好！小小年纪，有如此大志，你将来一定错不了！你一定会成功的！你一定会功成名就的！我相信你！”说完，我转身走了。

走出了水乡西塘，真的好像走出了一场梦。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虽然梦里水乡这个词好像已经被商人用滥了，但的确，永远的，水乡是在梦里。

每每此刻，我更爱我们的国

Fri, 11 Apr 2008 04:38:37 +0000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自古就居住在洪水滔天，大河改道，大旱连年的土地上。

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呵，却在千百年的磨难中，孕育出灿若星河、亘古辉煌的伟大文明。

中华大地的灾难与富饶并存，而丰饶的大地却也正成为外族垂涎的目标。

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东西南北方都受到的外族进攻；

秦汉时期，中国受到匈奴的长达四百年之久的进攻；

魏晋时，中原又受到鲜卑等五胡的进犯，五胡乱华的时代也有四百年；

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持续了几乎三百于年；

五代十国、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

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让我国人至今难忘……

其实细看中国的历史，被外族侵犯或威胁的时代，何曾有过息止？！

人们总会忘记一些令自己不愉快的记忆，而常常追忆自己最辉煌的时代。中国人尤为如此。国人经常回忆和幻想的最美好的隋唐时代。其实，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唐朝有一大半时间国家处在被异族凌辱欺负的时期，突厥、契丹、吐蕃、南昭、回纥都曾几万几万的掠夺唐人，甚至连西原蛮这样的广西野蛮小邦也曾掠走唐朝几万人。这样的事情真是无以言语。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呵……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历经苦难，打八国联军，打甲午海战，打日本鬼子……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总算断送了外族的入侵行动。可外族的入侵之心却从来没有泯灭。只要有机会，自然会跳出来折腾。其实，“藏独”这场折腾，也是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大家都说是达赖策划和煽动的这次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其实和外族的指使和支持难道会没有关系？致死致伤了那么多无辜群众，烧毁损坏了那么多公共财物与群众财产，外族也算达到了一些目的。而在此前经由外族阴谋家及其傀儡达赖策划和煽动的1987年、1988年、1989年拉萨暴力事件，无一例外，都使西藏人民利益受到了损害。

达赖充当“马前卒”，反华的外族在幕后，给予支持资助。外族的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企图多方制造阻力，就是希望借所谓的“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牵制和干扰中国。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国家的“宣传、挑拨和对颠覆活动的资助，破坏了中国对这片西部地区的主权”。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所以我们只要阻击腐败，扬弃外族的文明，兼容并蓄，毅然崛起，我们的民族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虽然不能说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而每每国家有所危难时，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