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我的先世及外家

Wed, 27 Sep 2006 12:47:35 +0000

李宗侗

一、我的先世
在明朝初年，河北省一帶，經過了元明之間的大混亂，這個地方變成了地廣人稀，明成祖既然想把北京建成新都，所以在永樂年間，就大批的移民，充實這一帶的居民，我家就在這個時候遷到河北高陽縣龐口村。遷居的始祖諱平福，他是由山西省洪洞縣的小興州村遷來的，這是高陽李氏的開始。再往上說家譜就不太清楚了。本來李氏是個大姓，據陳寅恪先生的考證，李唐本來是趙城李氏而冒隴西李氏的，何況唐朝賜姓甚多，所以在唐朝以後李氏的家譜已經混亂了。我們家譜中說是由小興州村遷來的，據我的研究，小興州村只是當時移民的一個集中站，普通河北省人，全是說由小興州村遷來的，何以專遷小興州村的人，而小興州居然有這麼多的人口可以供遷移？這全是成問題的事。我說它是一個移民的集中站，應當較為合理，但是我們原籍却是山西是毫無問題的。在第五代的祖先到山西做布政司參議時，他在山西碰見很多同族的人，據說他們在山西甚為貧困，我們這位祖先就對他們說：「北直隸地质人稀，你們何不同我到那裏去住？」他們也就隨著來了（按明朝的北直隸就是現在的河北省，因為明朝稱現在的江蘇省為南直隸。）這一批人來了以後，就是我們祖墳中所稱為「南塋」的，以前遷來的祖先就稱「北塋」。

始祖平福公的曾孫名叫甫榮，他同前兩代皆是秀才，他活到八十三歲，這是我們祖先中男性年紀最高的一位，女性中當推我的母親，她活到了八十六歲，故在臺灣，我曾經將甫榮公活到八十三歲的故事在前兩年告訴給家叔李石曾先生，他說他要打破紀錄，果然今年他已經八十四歲了，身體仍然甚健康，最近方乘飛機往南美洲的烏拉圭。

甫榮公的兒子是參議公儼，他的字是惟儼，又號仲威，他是明朝成化戊戌年（一四七八）的進士，他是高陽李氏中進士的第一人。中進士後，他就做了南京戶部主事，他後來官做到山西布政司參議。在明朝所謂布政司參議或參政等於清朝所謂各省的分巡道。按《明史·職官志》，布政使司左右參議從四品。他在這時間行政上甚有名聲，有一家有兩個處女被殺，知縣以隣居的一位秀才有嫌疑，就為他定了罪，參議公極力為他雪寃。他死了以後，明朝的大學士楊廷和為他做了一篇墓誌，楊是他的同科狀元。參議公共有兩個兒子，六個孫子，在家譜上六個孫子各算一支，分為東三支，西三支。參議公的第四個孫子東少任陝西臨洮府經歷，這是我們東三支的祖先。他也有六個兒子，第四個兒子叫做知斯，是位秀才。第六個兒子名叫知先，號叫振野，知先的兒子名國◆（左“木”，右“普”），是明朝萬曆癸丑年（一六一三）的進士，天啟崇禎年間做到吏部尚書，中極殴大學士，諡法是「文敏」。他的兒子李霨，生在明朝天啟五年，七歲而他的父親文敏公死了，他在清朝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中了清代鄉試第一榜的舉人，明年丙戌（一六四六）連捷成了進士，這時他方才二十二歲。這一科的狀元是山東聊城縣人傅以漸[FM2] ，已縫四十來歲，他就是傅校長孟真先生的祖先，所以論起世交來，我還要比孟真小雨輩。到了順治十五年李霨方才三十四歲，已經做到秘書院大學士，清代的宰相大拜的時候以他的年齡為最少。他死在康熙二十三年，諡法是「文勤」。聖祖的晚年忽然想起他，就給他的孫子大理寺正卿的官職。他們皆是東三支第六房的。

二、我的高祖李文肅公
就在康熙二十七、八年間，我們第四房的第十一代祖先名叫李瑢，任山東平原縣知縣，他是秀才，是文勤公的族姪。那時山東的巡撫非常的痛惡尚書董訥，董是平原縣的人，就告訴李瑢用計謀來陷害他，但是李瑢不肯聽從，巡撫大怒，就尋栈一件事把他的官免了。李瑢的曾孫曰鏻是雍正王子科舉人，乾隆丁巳（乾隆二年）明通榜進士，官至陕西商南縣知縣，死在任所。曰鏻生「文淑公」殿圖，號叫丸符，又叫石渠，這是我的高祖。他生在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他是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年）的舉人，第二年丙戌連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文勤公亦是順治乙酉丙戌連捷成進士，到這時恰好一百年，前後相符，真是巧合。乾隆三十九年派充湖南鄉試正考官，洪素人（樸）為副考官，五月出京，十月回。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奉命為會試同考官，時大學士稽文恪（稽曾筠）為總裁，恰遇見吳錫麒對的策問，甚為博洽，稽文恪疑心它裏邊有錯誤，照例考試中，策問中有錯誤的就不能被錄取。文肅公就用三張竹紙給他一個字一個宇的註出，文恪說：「這樣的房師，不止考試的應當感激，連我亦感激他。」這段故事見於吳錫麒給他所作的墓誌銘。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甘肅石峯堡的回回作亂，高宗派阿桂及福康安率兵去征討，並派文肅公以禮科給事中的官職，隨著軍隊辦理糧臺的事。到了甘肅不久，就補上鞏秦階道。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高宗命查考涇渭清濁源流，陝甘總督就託文肅公代去察看，公就往來渭水涇水各處實地察看，回來後作了一篇渭水清濁源流考，並繪畫地圖，請陝甘總督代呈高宗。這篇文章相當的长，大意是說：「向來解釋詩經的皆以為涇水是濁，渭水是清，現在細心考查，實在是渭水是濁，涇水是清，凡不輕信古人的，乃不至於曲解古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洮州卓泥土司與四川松潘各土著爭噶固山的界限，總督又派文肅公去調查，來回兩次，經過各土司地界，作詩四十首，名曰：「番行雜詠」，記載各土司的風俗。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升福建臬司，由此一直逐漸的升任安徽巡撫後調福建巡撫，調福建巡撫在嘉慶七年（一八○二年），後又署理閩浙總督。光緒初年，閩浙總督文煜答應紳士的請求奏請賜與謐法，遂謐「文肅」。最初在蘭州的時候，曾告訴汪志伊說：「要濟事勿喜事，要近情勿殉情，要惜名勿沽名，要任怨勿斂怨。」後汪志伊將這幾句話轉告旁人，傳佈甚廣。李慈銘在他日記上說：「這幾句話很切實有用。」

文肅公的第二個兒子李侖通號叫秬軒，是道光癸未年的進士，他分發到戶部做主事，後來逐渐的升到郎中，外放廣東省的惠潮嘉道，後來又升任兩淮鹽運使，浙江按察使，故在按察使的任內，這是道光二五年的事，他年紀才到五十歲。據當時浙江巡撫梁僧寶的奏摺中說，他兩袖清風，官家為他殯殮。據梁章鉅所著的《浪跡叢談》書中說，他做兩淮鹽運使的時候，是對商人一個錢也不要，當時正是太平天國沒有作亂以前，鹽務正在興盛的時候。在他升任浙江按察使的時候，鹽商們大家集凑八萬兩銀子贈送給他，他絕對不肯接受。等到他死了以後，靈柩北返時，路過淮安，鹽商們又將這八萬戴銀子改做奠敬送去，他的夫人張氏仍舊拒絕不收。所以梁章鉅先生對他們夫婦兩個倍加稱讚。按他的夫人是南皮縣人，是江西驛鹽道張受長的女兒。可惜廉訪公龠通並沒有兒子，只有女兒嫁給覇縣的韓家，舆韓復榘向族。

三、我的外家張文達公
我的外家是南皮張氏，他們也是由山西搬來的，日本人說：「張文襄是鮮卑人。」這話很錯誤，因為他們是由山西搬來的，並不是南皮的土著。在明朝正德戊辰年問，張淮中進士，授戶部主事，後官至河南按察使。我的外曾祖張文達公之萬，同他族弟張文襄公之洞皆是他的後人。文達號叫子青，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狀元，咸豐元年做河南正考官。清文宗崩於熱河，肅順專政，醇郡王與他密謀划策，召恭親王往熱河，衛護太后返北京。後來肅順等被殺，隨命文達公署理兵部左侍郎。同治元年派他去河南考察事件，隨命他署理河南巡撫。這時捻匪已經侵犯河南，文達公訓練軍隊，號稱「豫勇」，舆捻匪苦戰。後又補授河道總督，同治九年調補江蘇巡撫，十年授閩浙總督，因為他的母親年將九十，他就請求回家養親，但事實上他仍住在蘇州拙政園。拙政園是蘇州的名勝，有文徵明畫的拙政園圖，有吳梅村的拙政園詩，他生性淡薄，就不想做官了。據有一個筆記中說他住在拙政園的時候，穿着短衣服草鞋接待賓客，絕不像一個做過大官的人。他並且善於「翻銅旗」，常同蘇州的鄉下人玩這個。按「翻銅旗」是玩骨牌的一種，在戰前我曾同蘇州人談起這事，他們說：「這是一種老的玩法，現在的蘇州人，不懂得的已經不太多了。」到了光緒八年，清政府又召他來北京，受任兵部尚書的職務，十年命他入軍機，兼署吏部尚書，充任上書房總師傅，十五年補授大學士，十八年授東閣大舉士，二十三年五月病故，年八十有七，這時我方十三歲。他善於選擇將領，張曜、宋慶全是豫軍中的大將，宋慶並且曾經參加中日甲午戰爭。他尤其工於繪畫，頗有倪雲林、黃子久的風味，有人說清代的大畫家王石谷卒於康熙丁酉年八十六，張文達卒於光緒丁酉年，年八十七，也是一件巧合的事。又翁同龢說他平生喜怒不見於色。文達公的祖父亦善於繪畫。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名嘉蔭，也善於花卉，頗近於惲南田。我的舅父名奎正，也工於繪畫，他的山水是仿戴鹿床一派，可惜十八歲就死了。南皮張氏的畫畫到他已經四代了。

我的外祖父張同叔先生，初次娶景縣戈氏，生舅父奎正，在太平天國向北侵犯到直隸南部的時候，她就自殺殉節了。續娶南皮縣黑龍村劉夫人，她是文達公的外甥女，典我外祖父是表兄妹，生了兩個女兒，一個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光緒元年生在蘇州拙政園内，四嵗方才回到南皮。當時的拙政園比後來的更為熱鬧，據外祖母告訴我說，每個院子裏各種有特別的花木，譬如丁香院、牡丹院等，在抗戰前我遊逛蘇州的時候，拙政園中這些花木全都零落了。外祖母對我特别寵愛，所以我在遊逛拙政園所作的一首詩中末了兩句是：「傷心最是負期許，十載漂零慚魏舒。」以紀念我對外祖母的感激。

文達公固然畫山水，但早年也曾畫過花卉。記得有一天在北平同仁堂樂家看见一幅牡丹，署名是文達公的，樂家人問我：「真不真？」我很快的回答說：一定是假的。」後來我到天津問我的舅父張龍媒先生（元驥），他就告訴我說：「這是真的，是文達公早年畫的。」這等於有一次有人問我，我的祖父是否能寫魏碑。我回答說：「他早年寫董字，後來寫顔字，間或寫蘇字，但是他不寫魏碑。」可是在戰後，我到天津姚宅去，看見很多封我的祖父寫給他的表弟姚學源先生的信，也有的魏碑體寫的。記這兩件事，以說明不確實知道的事萬不可以胡說。

我順便一談文達公的族弟文襄公（之洞）前後寫字的變化。大家全都知道文襄寫蘇字，常在琉璃廠買清代信札的人，必然對此全熟悉，不止他親筆為的信是蘇字，就是他的代筆的人也是寫蘇字。因為我看見過上千封文襄的信札，我很容易辨別那一封是他的親筆，那一封是代筆，代筆人甚多，但主要的是張曾疇先生，他是在幕府中最久的人。實在他早年是寫董字，我曾看見過他給我父親寫的一副對聯，就是如此。又文襄曾作過一個詩鐘，這是在光緒年間很盛行的一種玩意兒，由旁人或者自己任意拈出意義毫不相連的兩個字，就作一副對聯，把這兩個字一聯鑲一個，這種文人遊戲在臺灣也曾盛行過。有一次文襄曾作過一個詩鐘是「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社斷兩賢同。」後人對這一副聯有種種的傳說，有的說是文襄自己作的，也有人說是上海道蔡乃煌所作，「房謀杜斷」一句是恭維文襄與袁世凱的，當時江叔澥（瀚）先生就有這種說法，並且記在他的筆記上，我看見了以後，就對他說真相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是在光緒二十九年文襄被召入京甚久，討論學堂章程及辦理經濟特科等事，他閒著時候常在琉璃廠逛古董舖，也常到各名勝閒遊，我父親常常陪著他，有一天約了幾個朋友逛天寧寺。天寧寺是在北平彰儀門外，隋代的古廟，這是北平文人常遊逛的地方。那次就在廟中的塔射山房吃飯，座上有不少的客。席間文襄就對我父親說：「我要作一個詩鐘，請你擧出兩字來。」我父親擧目四望，看見塔射山房的匾額，就說：「『射』『房』兩字好了。」文襄就一面吃菜，一面同大家談著天，大約過了一刻鐘的時候詩鐘就作得了，就是前面所說的那一聯。我擧這條筆記中對以前的事，除非親自經歷的人，常常多揣測之思，這種例子在各種筆記中是常見的，就是正史也難免這種毛病。

文達公的少子名瑞蔭號叫蘭浦，由蔭生就職刑部員外郎，後升郎中，後來考取御史，曾同徐世昌往東北為秘書。辛亥革命以後，就住在南皮家中，自號懷清居士，以避免在民國做官，著有《敦樸堂詩文集》。他很喜歡作詩，並為他的族叔文襄公所賞識，在《廣雅堂詩集》中刻有一詩題曰：「族姪瑞蔭入學與其父子青宮相同歲賦詩為賀。」詩曰：

高人鉅谷虎龍蕃，合有蘭芽玉挺妍。剛數祥齡周綺甲，巳欣故物得肯氈。傳家灝固汾陰榜，華國章平漢史編，我愧穎濱羈海曲，和詩喜得小斜川。嶄然頭角不尋常，南阮西裴與有光。豈羡文辭比枚馬，好為公相致堯、湯。父風清約留茶器，門地高華戒紫囊。六十年來重秉節，佳談更繼北平黃。（黃侍郎叔琳與其子總憲登賢先後同科成進士。）

據我聽見人說文襄到了晚年，因為政治上太忙，他並不常作詩，有時是幕府代作，比如《廣雅堂詩集》中，俄國太子來遊漢口，及希臘世子雨首詩，就寫明幕客代作的，然後由文襄親筆寫在團扇上送去，但是上邊逼一首給藺圃先生的確是他自己作的。

藺圃外叔祖因為喜歡作詩，同徐花農（琪）丈來往甚密切，常有詩相唱和。記得在北京的時候，有一天他來到我家，拿著徐花農同他的唱和詩給我父親看。花農丈是先祖的門生，但是他是兪曲園（樾）的直接受業學生，他與兪曲園唱和的詩尤多。說起兪曲園先生這個人來，這也是一個怪人，他同先祖咸豐二年壬子同年的翰林，他並且比先祖早做河南學政，就在學政任上對於出題目被御使參革了官。到了清代末年四書題出得太多了，恐怕考試的人很容易鈔襲旁人的舊文章，所以就想出一種新方法，將前後相連的兩句，上一句的末尾同下一句開頭連到一起，名為「接搭題」，使考試的人無從捉摸，他就出了一個題目叫做「君夫人陽貨欲」。這句話令人看了實在可笑，不知當時曲園先生是有意還是無意想出的。照道理說「君夫人」是在前一篇的末尾，而「陽貨欲」見孔子是在另一篇的開頭，普通的接搭題只是在這一章同那一章之間，而不應當在這一篇跟那一篇之間，御使就以大不敬參了他的官。他從此就在家裏著書，著有數十種之多，總名叫「春在堂叢書」。

四、我的祖父李文正公
我的高祖文肅公共生了三個兒子，他第二個兒子廉訪公（侖通）前面已經說過，他的長子轍通，三子濬通是同母的弟兄，我的祖父是長支所生而過繼給三支為後。他是嘉慶廿五年正月初一日生在廣西賀縣縣署中，他諱鴻藻，宇季雲，號石孫，因為他的祖父文肅公號石渠，所以他號石孫，後來又改號藺蓀，這個號外人知道得比較多。他本來有一個姊姊兩個哥哥，姊姊嫁給天津人徐然，他做到湖北省房縣知縣。他的大哥名鴻烈，字桐孫，他活到三十多歲；二哥名承瑞，早卒。後來他在天津從他的舅父姚玉農（承豐）先生讀書，很得到他的益處，到了咸豐二年中進士改任編修，就在咸豐五年簡放山西副主考。成豐七年又奉命為河南舉政，學政的任期沒滿，恰遇见清文宗使大舉士們保薦年在四十歲左右，可以教大阿哥書的，他們就保薦了我祖父，於是我祖父就到了熱河。這是咸豐十年的事情。他所教的就是後來的穆宗。

同治元年經過了政局變化以後，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二月穆宗入學，上諭以我祖父與祁嶲藻、翁心存、倭仁，在弘德殿授讀，弘德殿是在乾清官西邊的一座殿。祁、翁、倭三位皆是尚書，而我祖父的官職最小，只是翰林院編修，後來祁公等三位同諡「文端」，而我祖父故去得最晚獨諡「文正」。據說穆宗小的時候喜歡默誦，我祖父勸他高聲朗誦，他也就聽從，他對於師傅們比較最畏懼我祖父，因為他是他四歲的時候開蒙的老師，所以翁文恭（同龢）在他日記上常說：「蘭蓀來，讀則勤，非他人所能及。」藺蓀是我祖父的號。在讀書的時候，他常勸穆宗不要喜歡遊玩，倭文端（仁）聽了就對他說：「你說這句話很好，但是不要忘了《論語》上所說的：『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我祖父聽了這話，從此就不聽戲，後來同僚們知道了他的情形也就不請他看戲了。這話是徐蔭軒（桐）告訴文韻閣丈（廷式）說的，他就記在他的筆記中。到了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已經做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清政府就命他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仍舊在弘德殿教書。同治五年他的嗣母姚太夫人病故，兩宮太后命他「奪情」，穿孝一百天後，仍舊在軍機處做事，並在弘德殿教書。清朝的制度滿洲人遇見父母的喪事，只准他假期一百天，至於漢人的官吏仍照中國的舊習慣，官就不做了，要回去穿孝三年。所謂「奪情」是不准他穿三年的孝，只准他穿孝一百天，一百天後仍舊服務，這種辦法在清雍正乾隆年間，曾經施行過，到了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李鴻章皆曾奪情。但是我祖父不肯聽從，曾連上四次呈文，請求仍照舊穿孝，但是清廷不允許，並派恭親王親自到舍間來勸他。到了第四次，我祖父仍舊堅持的時候，政府只好允許他告假，他就一直到孝滿方才出去做官。

到了同治十一年，穆宗將要舉行大婚典禮，內務府要求了很多的預算，就是宮中縣掛燈彩一項也須要很多錢。我祖父頗不以為然，他的性格很刚直，就對恭親王說：「論起來懸掛燈彩應當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皆應當懸掛，又豈止這一點經費！」恭親王回答說：「你的話太正直，不可以用。」這亦見於文韻閣的筆記中。

清朝的規矩對於抑壓宦官頗有舊規矩，但是當太后當政以後，太監逐漸的侵入政權，比如同治八年安得海出京到山東，經山東巡撫丁文誠（寶楨）報告清政府，恭親王及我祖父皆以為太監不得私自出京，擬置重典，結果使安得海在济南被殺，只是到了光緒年間，李蓮英方才招權納賄，這時候我祖父已經退出軍機了。

同治十二年穆宗親政，內務府的官員為的可以於中圖利，就勸孝欽后重修圓明園。大家全知道圓明園於咸豐十年為英法聯軍所焚燬後，殘缺得很厲害，现在要重新修理需要的款項甚多，這時同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不到十年，而捻匪仍舊在各處混乱，所以明白的人全都反對。我祖父同恭親王、文文忠（祥）等共八個大臣連名上奏摺勸不要舉行這種工程。在此以前我祖父在弘德殿講書的時候，當面對穆宗不知諫勸多少次，所以李越縵（慈銘）在他的〈京邸冬夜讀書第四首〉中說：「昨日中旨下，率錢修離宮。讀詔私太息，此舉宜從容。……賢傅造辟言，主德本至聰，豈不念民瘼，何難罷新豐？」賢傅就是指我祖父。據說八人同上的奏摺是由奕劻（後來的慶親王，當時只是慶貝勒）起草而由我祖父修改的。據說這奏摺上了以後，想把他們八個人全都革職，後來只將恭親王革了職，以後大家又諫諍，始改為只修圓明園中的安佑宮，後來又改為不修圓明園，只修三海。按三海在北平城內有中海、南海、北海，俗稱「西苑」。這個修改過的摺稿仍舊保存在我的手中。

他同文文忠（祥）極為友善，在光緒二年，文文忠故世的時候，他寫了一副輓聯，文如下「共濟溯同舟，直諒多聞，此後更誰能益我？中流憑砥柱，公忠體國，方今何可少斯人！」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交情。文文忠是中國近代外交上有名的人物。

到了光締六年，伊犂發生的變亂，俄國人藉此提出條件，中國就派了崇厚到俄國去做欽差，遂與俄國人訂立了條約，名為將伊犂交還一部分，但事實上中國損失權利甚多。那時候的諫官如張文襄（之洞）、陳寶琛等皆主張毀約，而我祖父主張尤力，於是當時朝廷中分為兩派。李文忠是不主張毀約的，以為在國際法上，條約既然簽定了就不能改變。沈文定（桂芬）當時也是軍機大臣也反對毀約，我的祖父同沈文定當著太后的面前，極力主張廢約，於是就命令新派去的欽差曾惠敏（紀澤）從新交涉，另立新約。就在這時候有人就稱這般諫官為清流黨，而稱我祖父為清流的首領。後來曾惠敏終將伊犂爭回，與俄人重訂了新約。光緒十年中法為安南的事情發生戰爭，醇親王就藉這個機會推翻恭親王，所有的軍機大臣皆被罷免，我祖父也被降職為內閣學士，十三年又重做到禮部尚書。這年又遇見黄河在鄭州決口，就派我祖父以欽差名義視察黄河工程，後來又派他督辦鄭州的工程。因為動工的時間太晚了，清政府又屢次督促，我祖父努力了六個多月的工夫，將兩百多里的決口，堵塞了只餘下三十幾里，因為趕速工程，在光緒十四年五月間，新修的堤防崩潰了一小段，於是另派了河道總督。潘文勤（祖蔭）向我祖父建議，改用水泥（當時稱為三門土）築堤，我祖父後來也聽從了，後來的河道總督也用這種方法成功的。鄭州的黄河工程，自經這一次整理之後，一直到民國未曾再決口，這全仗著改用水泥築堤的緣故。

到了光緒二十年，中國同日本戰事發生，我祖父先受上諭到軍機處看有關戰事的文件，後來就再補授軍機大臣。這一次他同翁文恭（同龢）皆是主戰的，當時李文忠不主戰，因為他自己率领淮軍，深知淮軍的積弊，不能够打仗，但是他也不敢對太后說，所以結果失敗了。光緒二十三年他又做到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於六月間病故，清代的官書如國史館列傳等皆說他死在七月初，其實他的逝世是在六月廿四日，因為當時正趕上清廷有喜慶的事情，照例是不能遞遺摺，一直遲延到七月初方才遞上，所以清史中皆沿襲著這種錯誤。自光緒二十二年初患中風症，後來逐漸的休養好，但是仍舊帶著病上朝辦事，到了這一年舊病復發，遂至於不起，他卒年七十八歲。

我祖父的為人是執正而行，不會玩手段的，德宗的褒揚上論說他：「守正不阿，忠清亮直。」這話是不錯的。翁文恭在他日記也說，在聽到了他故去後就說：「為朝廷惜正人，為吾黨傷直道。」可代表旁人對他的批評。

他做事很持大體，比如有一次德宗召見他，對他說：「西邊鬧得太不像樣了。」我祖父那時候已經將七十歲，有一點耳聾，但是實在聽見了說話，他知道德宗是指的孝欽后，那時西苑方動工修理，就回答說：「皇上說的是不是西苑的工程，那很容易辦，叫他們對門禁加緊一點，免有閒雜人等隨便出入，不就好了嗎。」這表明我祖父對於帝后之爭，總持著調停的態度。

另一件與此相類的事情，就是撤消毓慶宫書房的事，據說那一次孝欽的原意不止撤消書房，並且將翁文恭驅逐回籍，如戊戌年的情形一樣。這是聽見我父親說的，這件事發生的時期，榮文忠（祿）恰好奉命到東陵去，他回來以後就來看我祖父，恰好我祖父病了，不能到客廳去，就在臥房接見他，我父親就陪著他進去侍立在旁邊，所以聽見他們倆的談話。文忠說：「這件事情大便宜了常熟，四哥為什麼帮助他說話？」因為我祖父同文忠是盟兄弟，所以稱他為四哥。我祖父就回答說：「無論如何常熟總是一個多年的老臣，我覺得對老臣不應該如此，所以我帮他說話。」文忠就嘆息說：「四哥真是君子人也！」這是聽我父親親口說的。文忠對於翁文恭原有舊怨，他曾有一次連絡翁文恭，想同他合力排擠沈文定，不料文恭把這計劃告訴沈文定，文定就連絡御使，使他們參文忠，結果文忠被派出去，到西安去做將軍。這是一個閒官，幾乎度了十年的歲月，所以文忠對翁文恭始終不滿意，有一種筆記中曾記載到此事。

我祖父病故以後，朋友門人們的輓聯甚多，彙集了一部榮哀錄，現在將其中兩聯錄在後面，一聯是張文襄作的，文曰：「元祐初政，世稱司馬忠純；再相未幾時，悽涼竟墮天下淚。籌邊非才，我愧晋公薦疏；九原不可作，蒼茫空負大賢知。」又一聯是王照所撰而用旁人的名字寫的，文曰：「與虎謀皮，八百里用報小戎，忠憤久填膺，彼何人斯，忍與終古！引狼入衛，九州鼎鑄成大錯，老臣不瞑目，望吾君者，不在私恩。」這聯名為輓我祖父，實在是專罵李文忠的。上聯是中日和談，下聯指中俄密約。

五、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諱焜瀛，字符曾，號曙孫，當然比我祖父平凡得多了，但是也有幾條特別的事情可以記載的。他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我的祖父原配張太夫人，是山東海豐縣人，同我祖父是表兄妹，她的母親是天津姚家的七姑太太，而我祖父的本生母親是八姑太太，他的嗣母是九姑太太，這時張太夫人已經故去了三年，我的伯父（名兆瀛，字仙洲）因為白喉的緣故，與他的母親同時病故，那個時間家中也沒有人了，所以我祖父非常的彷徨。我的伯母涿縣齊夫人勸我祖父再娶，叔父李石曾先生在他的《石僧筆記》中說：「更有為人稱道者，父於五十歲後喪失獨子，但晝夜忙於國事，故對個人生活之孤寂與家庭之衰落，亦不十分注意，而少成立新家庭之念，嫂則從旁力為促成，乃其贊助高陽李氏復興之功績。」楊太夫人是河北省通縣人，同治十二年生我的三姑母名淑蓮，第二年就生了我父親，他曾經學習八股，但我祖父不讓他考試，說我們可以由蔭生做官，何必同讀書人爭地位，他後來由兵部員外郎升為刑部郎中，宣統三年做到郵傳部左丞署左侍郎。我所謂值得記載的是在民國的事，他那時方在壯年。

（一）拒絕在民國做官。民國元年初次組織內閣的時候，袁世凱先找五叔李石曾先生加入，五叔是「進德會[FM4] 」的會員，會員是以不做官吏不做議員相號召，就以這個理由辭謝了。但袁世凱始終願意一個北方人加入，就轉念頭到我父親，論資格是很合適的，因為他在清朝已經做到署侍郎的職位，所以他很可以做總長，但是他念清朝的舊關係，仍舊辭了不做。後來清史館成立，館長趙次珊（爾巽）丈是我祖父丙戌科門生，他就找我父親加入，但是我父親辭謝他說：「我的光景尚能維持，請先儘著用世兄弟裏邊比我更貧苦的。」現在關外本《清史稿》上列有我父親的名字，但是我父親也没有領過薪水，也没有辩過公。

後來到了徐世昌做大總統的時候，他本來是我祖父的門生，又同我父親是盟兄弟，平常往來得很密切，但自從徐做了大總統以後，父親就不到總統府去，有一天徐看見了祁孳敏（友蒙）姻丈，孳敏是祁文恪（世長）的兒子，徐是文恪壬辰年所取翰林，所以他們兩人是世兄弟。徐就問起我父親來，並表示希望他去的意思，徐就可以給他一職位做，我父親聽了這話仍舊沒去。

（二）拒絕為袁世凱稱帝的勸進工作。在袁世凱預備稱帝的時候，他的黨徒們就到處勸人，上書勸進，並假定父親為直隸省的領先代表，他們以為袁世凱向我祖父的關係很深，他的嗣父保寶慶是我祖父在河南學政任內的門生，後來他在小站練新軍，很出於我祖父的提拔，所以來說的人認為父親一定肯答應，不知道父親聽了以後大怒，絕對不肯答應，並且說：「你們若暗中用我的名字，我一定要登報聲明。」後來來說的人害怕了，就另請一位直隸同鄉做領先代表。

（三）反對宣統復辟。父親既然常同那般遺老們來往，所以對於張勳的復辟事先已經有所聞，並且聽見說復辟以後預備將郵傳部侍郎的位置給他，他聽見了這話就事先趕緊南下，往南京去訪馮國璋，以便避免捲入這個漩渦。他在南京、上海住了半月以後，北方的亂子也平息了，他方才回來，這是反對復辟的一幕。

綜合以上各事看來，我父親雖無赫赫之名，但他有他的堅定的立場，他一方面因為他的曾祖文肅公及他的父親文正公皆曾經在清朝做過大官，所以他不肯出仕於民國，另一方面他生當民國之世，也不肯反對民國，所以他既不贊成哀世凱的稱帝，也不贊成張勳的復辟，這就是他一生立身的大節，這是很多遺老們不明白，很多民國的官吏也不明白，只有我能窥見他的真意所在。

他的像貌頗與祖父相似，在他過六十歲整壽的時候，陳弢庵（寶琛）丈送他的賀聯說：「能話元祐初年事，猶見耆英末座容。」在宋朝司馬溫公曾參加洛陽耆英會，而他的年紀最輕，所以稱他為末座，這是以司馬温公比我的祖父，而下聯就是說我父親與祖父的容貌很相似。民國廿六年他卒於北平法國醫院．年六十五歲。

附：
李宗侗（公元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年），字文伯，河北省高阳县人。祖鸿藻，曾为清穆宗师，历任清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都尚书等。父焜瀛，任清户部侍郎，母张太夫人，南皮张文达之万女。民国前十七年九月三日，生于北平市之丞相胡同。幼聪颖，读诗书，即成诵。少长，博览膺籍。年十七，负笈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民国十三年返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兼法文系主任，寻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等职。并曾为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委员、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抗日军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京沪，转运重庆，历经艰辛。在京沪沦陷之时，匿名居于上海，中央图书馆未及转运之善本图书，亦寄藏其家中，胜利后乃得完璧重归政府。

战后，任中法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民国三十七年受聘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兼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编译馆编审委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顾问、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委员等职。执教五十年，尤能提掖后进。六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病逝，享年八十。

李宗侗论史，时有独特见解，着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要、李鸿章使俄与光绪中俄密约、李文正公年谱、历史的剖面，及左传今注今释、资治通鉴今注等书。

逯耀东、许倬云、李敖等都曾是李宗侗先生的学生，而且李与胡适傅斯年沈从文等俱有往来，按说该是闻名于世的，不知为何在大陆的学界却默默无闻呢？

李石曾、李宗侗叔姪是民國年間的頗有影響的人物，高陽相國李鴻藻的後人。李宗侗還是易培基的女婿，當年“故宮盜寶案”的主角人物。與胡適先生，據説有過節。（可參吳相湘先生〈從胡適見溥儀風波談到中共清算胡適思想〉一文）《傳記文學》曾有李宗侗先生的文章。

《傳記文學》編輯部曾將李宗侗先生的文章編過一個集子，題作《歷史的剖面》，在北大圖書館五樓的臺灣文獻中心曾見到過。另外我知道的，有：

（1）《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譯》，上中下三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82 [1993] 。此書有天津古籍出版社的1988本。

（2）《清李文正公鴻藻年譜》，此書為李宗侗與劉鳳翰合撰，劉為鳳凰衛視名主持人劉海若的父親，也是李敖早年的朋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0[1981]。

（3）《資治通鑑今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4）《中國史學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民国51 [1962]。此書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本。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80年代有中国友谊出版社的版本，但质量不高。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年之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影印本，现在已很难见到。如果能善加整理再版，应该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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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李氏

李宗侗：我的先世及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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