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惨与可笑
两个傻子的爱情
2007/01/29 16:04 | by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刘慎谔博士任所长，林熔博士为兼任研究员，钟观光为专任研究员。还有助理员4人、绘图员2人、练习员3人、练习生5人、事务员1人。刘慎谔接到任职聘请后，邀请同学林熔、齐雅堂、刘厚、闫玟玉等带着在法国采集的20000号标本和节衣缩食省下钱购置的数百册书刊回国。回国后，他们又收集国内外植物学图书和其他研究资料，筹建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图书室。为了发展西北农林事业，该所与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联合调查西北植物，于1936年9月在陕西武功合办了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刘慎谔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大部分人员迁往武功；1944年，一部分人员又从武功迁往昆明，研究工作分别在武功和昆明两地进行。1947年该所迁回北京，留在昆明的部分，为该所云南工作站。
参加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的还有孔宪武、王作宾、刘继孟、傅坤浚、蒋杏墙、王宗训、万祥、崔友文、刘春荣、黄逢源等。对秦岭地区植物的研究，包括种子植物和真菌，采集了大量标本。对许多科属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并绘制了插图。1941年刘慎谔去云南昆明，在昆明又设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简焯坡、匡可任也参加了该所工作，从事木本植物的研究。刘慎谔去云南后，西北植物调查所（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936年西迁陕西武功后建立）先后由王振华、孙万祥、王云章代任所长。1947年武功、昆明两地人员回北平后，汪发瓒、冯晋镛、赵继鼎、孙可群、韩树金、徐连旺也先后参加了该所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飞涨，职工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极差。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北平的“陆漠克堂”大楼，肆意践踏标本和图书，抢夺贵重物品，刘慎谔率领全所人员奋力抢救，将图书和标本转移安全地方，直到解放。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以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为主，在植物病理、森林、牧草、观赏植物等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主要的工作有：
①专科或专属的研究：包括科属系统的研究及新见植物的记载。②地方植物志的编著：《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已出版数科。此外，还有几种已刊印或未刊印的地方植物志，如《太白山植物图志》、《小五台山植物志》、《黄山植物目录》、《华山植物目录》等。③中国植物地理分区研究：包括中国北部、西部、西南部、南部的植物地理，及青海植物分布等。④菌类植物及其它低等植物的研究：各种菌类植物的分类及生活史、以及地衣和苔藓名录。⑤植物学文献和本草的考证等。⑥应用植物和经济植物的调查：如药用植物的调查、黄河流域经济植物志、渭河流域的杂草、行道树调查等。
抗战前，植物标本采集工作从未间断，研究人员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和蒙古、新疆等省区曾做过多次的采集。抗战期间，工作人员分散各地，对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等省的植物也有相当丰富的采集。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创办了英文刊物 Contributions from the Laboratory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for Peiping（《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该刊创办于1931年3月，1949年出版至第6卷第2期。
1949年中国科学院接收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本部有研究员5人（刘慎谔、林熔、郝景盛、汪发瓒、王云章），副研究员1人（夏纬瑛），助理研究员3人，助理员1人，技术员3人，练习技术员4人，事务员1人。中西文书刊6千余册，其中西文全套杂志数十种。植物标本约15万号。
当时的所址位于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内，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名称为“农事试验场”，原名为“三贝子花园”。李书华等在筹建北平研究院时看中了这块场地，把“农事试验场”更名为“天然博物院”。北平研究院的三个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就设在这里。植物研究所设在天然博物院（今动物园西北角）内的来远楼――一座约2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与之相近的数十亩土地和十多间温室，建成了一个小型植物园。建所当年，楼上为办公室和研究室，楼下为标本室。经过一年的采集，楼下的空间已不够用，又在来远楼东侧（今长颈鹿馆西）新建了20多间平房，（后来，人称“黄房子”）。建国后，吴征镒、陈焕镛、刘慎谔等都曾在这里办公。
1934年由北平研究院院部和中法文化基金会共同出资，用天然博物院的土地建成近2000平方米的三层大楼。为纪念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该建筑命名为“陆谟克堂”，几十年来，“陆谟克堂”早已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者心中的标志性建筑。
陆谟克堂正门墙上贴着一块40 cm×60 cm的白色大理石碑，以示纪念。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三机构合作，在天然博物院内建筑生物楼一座，定名陆谟克堂，以供北平研究院生理、植物、动物等研究所之研究室及标本室之用。基地由天然博物院供给，建筑费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及国立北平研究院担任。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开工，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完工。
参加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的还有孔宪武、王作宾、刘继孟、傅坤浚、蒋杏墙、王宗训、万祥、崔友文、刘春荣、黄逢源等。对秦岭地区植物的研究，包括种子植物和真菌，采集了大量标本。对许多科属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并绘制了插图。1941年刘慎谔去云南昆明，在昆明又设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简焯坡、匡可任也参加了该所工作，从事木本植物的研究。刘慎谔去云南后，西北植物调查所（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936年西迁陕西武功后建立）先后由王振华、孙万祥、王云章代任所长。1947年武功、昆明两地人员回北平后，汪发瓒、冯晋镛、赵继鼎、孙可群、韩树金、徐连旺也先后参加了该所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飞涨，职工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极差。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北平的“陆漠克堂”大楼，肆意践踏标本和图书，抢夺贵重物品，刘慎谔率领全所人员奋力抢救，将图书和标本转移安全地方，直到解放。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以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为主，在植物病理、森林、牧草、观赏植物等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主要的工作有：
①专科或专属的研究：包括科属系统的研究及新见植物的记载。②地方植物志的编著：《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已出版数科。此外，还有几种已刊印或未刊印的地方植物志，如《太白山植物图志》、《小五台山植物志》、《黄山植物目录》、《华山植物目录》等。③中国植物地理分区研究：包括中国北部、西部、西南部、南部的植物地理，及青海植物分布等。④菌类植物及其它低等植物的研究：各种菌类植物的分类及生活史、以及地衣和苔藓名录。⑤植物学文献和本草的考证等。⑥应用植物和经济植物的调查：如药用植物的调查、黄河流域经济植物志、渭河流域的杂草、行道树调查等。
抗战前，植物标本采集工作从未间断，研究人员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和蒙古、新疆等省区曾做过多次的采集。抗战期间，工作人员分散各地，对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等省的植物也有相当丰富的采集。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创办了英文刊物 Contributions from the Laboratory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for Peiping（《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该刊创办于1931年3月，1949年出版至第6卷第2期。
1949年中国科学院接收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本部有研究员5人（刘慎谔、林熔、郝景盛、汪发瓒、王云章），副研究员1人（夏纬瑛），助理研究员3人，助理员1人，技术员3人，练习技术员4人，事务员1人。中西文书刊6千余册，其中西文全套杂志数十种。植物标本约15万号。
当时的所址位于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内，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名称为“农事试验场”，原名为“三贝子花园”。李书华等在筹建北平研究院时看中了这块场地，把“农事试验场”更名为“天然博物院”。北平研究院的三个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就设在这里。植物研究所设在天然博物院（今动物园西北角）内的来远楼――一座约2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与之相近的数十亩土地和十多间温室，建成了一个小型植物园。建所当年，楼上为办公室和研究室，楼下为标本室。经过一年的采集，楼下的空间已不够用，又在来远楼东侧（今长颈鹿馆西）新建了20多间平房，（后来，人称“黄房子”）。建国后，吴征镒、陈焕镛、刘慎谔等都曾在这里办公。
1934年由北平研究院院部和中法文化基金会共同出资，用天然博物院的土地建成近2000平方米的三层大楼。为纪念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该建筑命名为“陆谟克堂”，几十年来，“陆谟克堂”早已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者心中的标志性建筑。
陆谟克堂正门墙上贴着一块40 cm×60 cm的白色大理石碑，以示纪念。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三机构合作，在天然博物院内建筑生物楼一座，定名陆谟克堂，以供北平研究院生理、植物、动物等研究所之研究室及标本室之用。基地由天然博物院供给，建筑费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及国立北平研究院担任。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开工，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完工。
陆谟克堂理事会立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