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作者：金　涛

　　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李石曾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并列，称赞他们一生只做事，不做官，在传播新文化方面有很大功绩。特别是办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能否详细谈一谈您所知道的李石曾先生，以及你们之间的友谊。
　　严：李石曾是在西贡上船的，他住头等舱。当时船上有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约四五十人。因为他很有名望，有人提出要去看他。李石曾问船上管事的："船上有什么人?"回答之后，他约我和徐悲鸿去看他。我就把我的论文和论文发表时巴黎的报纸送给他，他看了很高兴，称赞了一番。

　　金涛(以下简称金)：您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童年的生活对您一生的事业、成就无疑是有影响的。请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和童年生活。
　　严济慈(以下简称严)：这个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的。我是浙江东阳县下湖严村人。东阳是个丘陵地区，山清水秀，风景很美。但是由于山多可耕地少，人口又多，所以东阳人外出做木匠、泥水匠的很多，全国都有，有的长年累月出外谋生，有的农闲时外出做工。
　　下湖严村只有30来户人家，不到40户。我家世代务农。到了高祖、曾祖这一辈，他们懂一点书，又会看病，日子逐渐好起来。高祖父开了一间药铺，叫惠元堂，到我父亲手里还经营这个中药铺，先是在寿塔头这个地方，后来搬到离下湖严村三华里的后岑山。我父亲也懂中医。
　　我祖父弟兄三人。到祖父这一辈，在村子里还算好的一家，他们都是读书人。伯祖父是个武秀才。祖父考科举在县里考取了，但到府(金华府)里却屡试不中。他30岁时赴金华府考功名，生病死在路上。当时我父亲才11岁。我的叔祖父严惟纶先生，号清波，也是读书人，一生没有考取功名，就在严家祠堂教蒙馆。
　　我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阴历腊月初四①出生的。父亲严树培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祖父一死，父亲的担子很重。他种田、卖药，还要做点小生意，才能让一家人吃饱肚皮。我7岁时，父亲和叔伯分家另立门户。按我们家乡的规矩，分家时祖产不能分光，要留下一部分，其余的才按户均分。我家六口人共分得37秤地，16秤等于一亩地，才两亩多地。另外只有一间房，全家人挤在一间房里。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到杭州向卖火腿的铺子借钱，然后去收金华火腿。因为东阳人家家户户过年都要宰猪，自己腌火腿卖掉。他还从平湖收草籽(紫云英，作绿肥用)，运到东阳卖掉，也到诸暨贩棉纱，到杭州贩煤油。他又没有本钱，借高利贷，二分利，所以赚不了多少钱。有几次，父亲亏了本，一次是贩煤油，在钱塘江用木排运输，被别人做了手脚，在煤油桶里装了水，连本钱都丢光了，损失几十块大洋。还有一次运草籽，翻了排，也把本钱赔光了。
　　金：您母亲是本村人吗?请谈谈您外祖父家的情况。
　　严：我母亲姓金，叫金庆龄，是离下湖严村10公里的金宅村人。外公家是个大家族，外公兄弟5人。他本人是廪生，四叔外公也是有功名的。我母亲和父亲同年，25岁生我。我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老人希望有个儿子，所以我的二姐生下来只有一、两个月，就送给人家作童养媳。童年的生活很艰辛。母亲织布拿到集市上去卖，姐姐也上机织布，妹妹也帮忙。我从小就放牛，上山砍柴，下田割禾，天旱车水，什么农活儿都干过。我现在年纪这么大，身体一直很好，主要得益于我从小参加劳动，打下了基础。
　　小时候，我除了干农活儿，还收过帐，是父亲的小帮手。
　　金：请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严：当时乡村的中药铺都是赊账，农民看病抓药都记账。到年底，粮食卖了，有了现钱，这才还清欠账。所以到了阴历腊月快近年关时，多半是腊月26日至30日，有人来还账。我在九、十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打算盘。七岁时进蒙馆，就是严家祠堂的蒙馆，第一位启蒙老师就是叔祖父严惟纶先生。有一次，父亲到杭州去做生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笔算数学》。我从未学过数学，也找不到教师可以求教，就自己一道一道题反复演算，弄懂每个定理，硬是把这本书啃懂了。从此我对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从十岁起我就会管账，这件事对我也是一个训练，培养了我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作风。　
　　金：您的家境贫寒，后来是怎么上的学呢?
　　严：我的姐姐、妹妹、弟弟连私塾都没有上过，家里生活很艰难。但父母看我聪明好学，还是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12岁进了东阳县立宏道小学插班。学校离家30里地。我住在学校里，自己做饭吃。那时小学不读四书五经了，有语文、算术、常识等科目，因为我自学过算术，学起来不觉得吃力。1913年冬，父亲做生意被坏人坑骗，蚀了本钱，家里生活更加艰难，但父母还是鼓励我考中学。我报考了东阳县立中学，考试发榜，我考取第一名，成绩最优等。父亲很高兴，但也很犹豫。因为上中学的开销大，何况那时我是父亲的帮手，我一走他就少了个人手。但是父母亲是理解我的志向的，他们没有只顾眼前，决定就是省吃俭用也供我继续求学。
　　金：东阳县立中学在您的求学阶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您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您从中国一个封闭的农村走向世界，是以东阳县立中学为起点的，是这样吗?
　　严：在东阳县立中学的4年，对我打下知识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我是1914年考进东阳县立中学的。学校一边是县衙门，一边是城隍庙。它是1913年(民国2年)开办的。我上第3期，一班有三四十人，四年毕业。当时校长是程品文。国文教师是一位年纪较大、旧学功底造诣很深的嵊县人。我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成绩都很好，尤其是在数学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令大家头疼的难题，我很容易就迎刃而解。所以到了三四年级，有的难题教师解答不了，也拿来找我解答。历史、地理这些科目，最难的就是年代、人口、面积等数字，我也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教师，是教英文的傅东华先生。傅东华，字则黄，浙江金华人，毕业于南洋公学。当时30多岁。据说是因为反袁世凯而遭到通缉，逃到东阳来教书的。他思想活跃，英文底子又好，上课采用《泰西五十轶事》、《莎士比亚故事集》作课本，还鼓励学生读英文原著小说，提高英语阅读能力。他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译过小说《飘》。我受傅东华先生的影响，订阅了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还经常阅读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月刊》和《英语周刊》。当时《英文月刊》经常刊登小测验征文、问题解答等，傅先生就鼓励我们去投稿。我把自己的答卷投寄杂志社，答对了还有奖励，可以免费订刊。我用英文写一些短文投寄《英文月刊》，也在刊物上发表过。这些对我的英语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
　　金：1917年您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在东阳县立中学毕业，而且在报考高等学校时，您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这是怎么回事?
　　严：当时是春季开学，1917年底我中学毕业回到家里，又到私塾读书。1918年夏天，我从东阳走路走了两天，走到诸暨下面几十里的一个渡口，然后坐舢板船沿钱塘江而下到杭州，准备报考大学。当时，大学没有现在这么多，只有北大和六所高等师范，即南京、北京、沈阳、武昌、成都和广州六所高等师范。每所高等师范分头到各省招生，有一定名额。浙江就在杭州报考，由浙江省教育厅出题主持入学考试。我的家庭经济不富裕，高等师范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还供食宿，又可以读书，我就报考了离家最近的南京高等师范。考试结束，等发榜要一个月，我就住在凤凰山下一家公寓里。这个非正式的公寓是一个东阳木匠开的，一个月食宿5块钱。我没有事就跑到清波街的商务印书馆看书。不久我看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招生，这所学校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合办，有预科和本科。我反正闲着无事，就去杭州第一师范报考。
　　后来，考试揭榜，我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同时考上了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正科生。当时高师考试科目有数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我考了第一名。当时在杭州，我一下出了名。因为东阳县立中学开办以来共三届毕业生，第一、二届没有人考上全国的高等学府，只有考上了省立法政学校的。加上我名列全省之冠，浙江省教育厅特地破例拨给东阳县立中学一笔教育经费以资奖励。后来，我到南京高等师范进行复试，又名列第一。河海工程学校食宿要自己花钱，所以我选择了南京高等师范。为了我上大学，叔祖父卖掉祖产，为我筹措川资，同窗好友也解囊相助，使我如愿上了大学。
　　金：1988年6月，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您作为老校友专程到南京出席了东南大学校庆大会。您在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但是1923年是以东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这中间有些什么变化?
　　严：南京高等师范和所有师范一样是培养中学师资的，包括文史地学部和数理化学部。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受黄炎培先生提倡职业教育的影响，除两个学部以外，又办了专修科，有农业、工业、商业、教育、体育、英文等六个专科，但专修科和各系不是每年都招生。
　　1918年，我报考南京高等师范时，学校只招收商业、农业、体育、教育四个专修科，我就考入商业专修科。专修科是3年毕业，还有国文、伦理等科目。但我对商业没兴趣，还是喜欢科学。第二年我转入工业专修科，还是从一年级读起，但又感到工科没意思。1920年，我又改学数理化学科，学制4年，这次是从二年级读起。所以，我是主张学生可以转系的，反对不准转系的做法，而且我也赞成留级。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读书主要还是靠自己，有好的教师当然很好；没有好的教师，一个人也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把书读好。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教师可以不要了，教师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即使有了好的教师，如果不经过自己努力，不靠自己下功夫，不靠自己去摸索和创造，一个人也是不能成才的。
　　1920年，就在我转入数理化学科时，东南大学成立，与南京高等师范合在一起。东南大学实行学分制，我因为头两年在商科和工科学习时，普通公共课程被我学完了，所以许多课程可以免修，上课的时间很少，有充裕的时间攻读数学和物理，涉猎别的书籍。当时没有第二外国语，我买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法文文法书，就自修法文。毕业时我的学分大大超过东南大学规定的学分数，所以我在得到南京高等师范的文凭的同时，又是东南大学第一届、也是唯一的毕业生。
　　金：在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对您影响最大的教师有哪几位?
　　严：南京高等师范的校长是郭秉文，教务长是陶行知。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堪称恩师的是何鲁先生，还有一位是熊庆来先生。何鲁先生是四川广安人。他夫人的哥哥，即他的大舅子叫朱芾煌，是袁世凯的红人，担任夔关监督。夫人的三个弟弟都是留法的。何鲁1919年从法国回国，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教数学。他讲课所用的教材实际上是法国中学的课本，但学生都反映听不懂，反对他，罢课，结果只有两个人听他的课，其中一个就是我。法国中学教育程度，在欧美国家中比所有国家都高，有力学课、宇宙课，分文科(哲学班)、理科(数学班)。中学毕业可直接进入大学。
　　这样一来，既然学生都抵制他上课，何鲁先生说："我们不要上了吧，有什么问题到我家来找我。"第二年，1920年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到上海中法通商惠工学院教书去了。这个学校是法国人办的，在法租界。何鲁是唯一的中国教授。每个教授都有一幢洋房。他当时刚结婚，没有孩子。他叫我暑假到他那里去。所以从1920年到1922年三年的暑假，何鲁和他的夫人去北京度夏，我就住在他在上海的寓所。他从法国带回的大批法国大学的教科书，我都看过。我读三年级时看四年级的书。我的法文就是那时打下了基础，会读，会写，会听。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就推荐熊庆来担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我在南京大学未毕业时写了两本书，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约的稿。我怎么会认识王云五呢?
　　我是在何鲁先生家里认识王云五的。原来王云五和何鲁是师生之交，曾在中国公学(学校在吴淞口)教过何鲁的英文。当时正值中学改制，由初中四年改为初、高中各三年，急需编写新的教科书。王云五听何鲁先生介绍我的情况，就提出约我编写初中算术的教科书。我是大学三年级写《初中算术》的，大学没有毕业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今中国60岁至80岁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我这本书。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几何证题法》。我从1920年起，就在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书。当时内地有不少高中毕业生到上海、南京等地报考大学，南京高师办了暑期学校，我应聘在暑期学校讲课，给这些学生补习几何。当时学生很多，阶梯式的大教室，有几百人。我在暑期学校的讲稿也在1923年出版，这就是《几何证题法》。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许多人看了这本书还以为我是数学家。
　　金：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是中国科学社。您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时就是它的正式会员。您能否讲讲关于中国科学社的历史情况?
　　严：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一些留美的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铨、胡明复、秉志等发起的。他们感奋于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唤醒沉睡的中国，在伊萨康乃尔大学校园内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稍后，与留学法国的何鲁在巴黎的"学群"社联合，何鲁与杨铨(即杨杏佛)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联合后仍保留中国科学社之名。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学术团体。
　　1917年，胡明复、胡刚复、杨铨先生等先后回国，把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社址设在大同大学。这所大学是胡刚复、胡明复先生的胞兄胡敦复先生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当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用中文发表的学术刊物《科学》月刊，主要刊登一些论述科学的重要性、探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评论的文章。1920年前后，何鲁、胡刚复、杨铨、竺可桢、周仁、秉志先生等先后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为了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通过张謇先生出面，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谋得一处官产房屋，办起了一个图书馆和讲演室。这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新社址。由于缺少经费，图书馆的图书是从各位先生家里的藏书中搜集来的，讲演室也十分窄小。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爵士应中国科学社邀请访华，只好站在院子里演讲。
　　我这时正在南京高师上学。那时胡刚复先生兼任图书馆馆长。因为他的家眷在上海，图书馆就成了他的工作室和起居屋。我受胡刚复先生的信任，经常出入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编目分类，我还有幸受教师的委托代为《科学》月刊初审稿件。那时，杨铨、何鲁先生也住在图书馆附近。他们经常来馆里与胡刚复先生一起研究社务与教学。我有机会向他们求教，受益匪浅。1923年当我刚刚毕业时，就破例地被中国科学社接受为正式社员。之所以说是破例，是当时有规定，凡是未出国留学人员加入中国科学社的，只能称"仲社员"。1923年秋天，我赴法留学前，何鲁、胡刚复、杨铨等先生还在中国科学社为我设宴送行，以示鼓励。
　　金：杨杏佛先生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您自1923年以后，和杨杏佛先生有些什么交往?
　　严：杨杏佛先生殉难5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他的难得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为争取民主自由矢志不移的社会活动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投身于辛亥革命。他和任鸿隽、何鲁都是以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有功被选送出国深造的。北伐时期，他跟随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但任秘书。中山先生逝世后，又回上海任丧事筹备处总干事。1927年我从法国回国时，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1928年中国科学社在苏州东吴大学召开年会，我与杨杏佛先生等人同时出席。我们都是自带铺盖，利用学校假期，住在大教室。大家深入切磋学术，研究社务，批评时政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杨杏佛先生是一位活跃人物，他多次大声疾呼要为创造一个"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做"的新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