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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较为详细的小传
2007/04/25 17:32 | by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拒绝。当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后，蒋又在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这样，就逼得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在17日到达西安。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该怎样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并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欢迎的前途。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欢迎的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共中央电、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第二天，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现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沦、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向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欢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张皇失措，灰心丧气，甚至向反动势力屈服。国内外敌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那种脱离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者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而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左”倾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因而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拒绝。当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后，蒋又在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这样，就逼得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在17日到达西安。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该怎样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并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欢迎的前途。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欢迎的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共中央电、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第二天，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现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沦、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向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欢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张皇失措，灰心丧气，甚至向反动势力屈服。国内外敌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那种脱离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者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而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左”倾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因而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