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作者：许维勤

林则徐玄孙林崇墉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本备受推重的《林则徐传》。该书对林则徐人格特征和为官作风的概括颇为独到，称“文忠一生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 张其昀为该书作序，更称林则徐为“十九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学者政治家”，“中国文化之人格化”，“允为中国优秀民族性的结晶。”台湾当时正大张旗鼓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故尤重于树立林则徐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格化形象。若抽去当时特定年代的政治色彩，张其昀对林则徐的历史定位是非常精当的。大陆近年的林则徐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于对林则徐人格作传统文化底蕴的揭示。2003年在江苏召开的“林则徐与江苏”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林则徐是中华文化优秀品格的集大成者”的提法颇多共鸣。然而，传统文化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对林则徐产生影响，学术界一直缺乏过细的研究。林崇墉先生在家学、家风的影响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但对林则徐求学的关键时期——鳌峰书院的学养，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80年代以来大陆许多林则徐研究的代表作，如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以及林庆元先生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对林则徐一生思想、品格和政治实践的影响，这一研究视野的拓展，对厘清林则徐思想渊源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行文关系，这些论著也未遑对鳌峰书院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传统展开正面、细致的个案研究。笔者近年收集了一些该书院的专题资料，兹撰为一文，就教于方家，以冀有利于进一步地全面认识林则徐人格、才能的学术渊源和传统文化底蕴。
一
鳌峰书院是一所怎样的书院？查阅多年来有关福建历史文化研究的各种著述，论者大都对鳌峰书院之于福建文化的意义，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有的学者指出“该书院为总揽全省的较完备的书院” ，有的学者注重它是“清代福建学者的讲学中心。”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所教学严格、内容正统的福建最高学府。” 但是，未见有人从全国性的角度认识这所书院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也许是认识的一个盲点。不联系全国大的历史背景和清朝教育文化政策，恐怕很难认识鳌峰书院的独特意义。
鳌峰书院的设立，连缀着殊不寻常的历史背景。
清朝入关，既希望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又惧怕传统观念浓厚的知识分子中间潜藏着排斥的力量，因此，对于宋元明以来知识社会的汇聚载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怀着疑忌心理。顺治帝曾多次诏令禁止士子“结盟订社”，包括创办书院。到雍正四年，胤禛仍借部议不准江西巡抚关于拣选白鹿洞书院掌教之请的机会，御批该项否决“甚是”，并暗指书院“虚张课士之名……藏垢纳污，如释道之聚处寺庙。”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清初书院活动是相当萧条的，而且附属于科举教育，成为官学的补充。至于讲求学术的功能，则明显退化。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全国普设书院，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但鳌峰书院的创立，却是个特例。
首先，它创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早于清朝正式转变书院政策26年；而且，与其它书院之被边缘化迥然不同，鳌峰书院赫然以深厚的官方背景，大张旗鼓地开办。创办人张伯行是福建巡抚，他到任不久就“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 作为一省行政长官，张伯行最大限度地动用了他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为了筹措办学资金，他甚至要求各级官吏捐款。《鳌峰书院志》“详文”中提到：“在昔每年……各官公捐养廉银一千一百余两。”顺治帝曾非常有针对性地斥责地方大员不务实政却热衷于倡办书院的行为，是“沽名邀誉”。尽管康熙帝比较支持文教事业，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它政绩未张，却如此兴师动众集中力量办一所书院，仍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最高当权的默许，张伯行不可能如此放手行事。
其次，鳌峰书院之创办，得到最高当局的格外“恩遇”。《鳌峰书院志》多处提到，该书院创办之初曾得到康熙帝“赐额赐帑”和御赐书籍的殊荣。赐额即康熙五十五年“御书‘三山养秀’四字以额其堂”；赐书，据载有康熙御赐经书八部、《御书孝经法帖》一本、《御书渊鉴斋法帖》十本、《淳化阁法帖》十本 ，乾隆十一年又赐《律书渊源》一部；赐帑，具体数目不明，但“帑”特指国库钱财，可见康熙曾动用国库钱财补助该书院。康熙帝对书院比较宽容，蒙他赐额赐书的书院，全国有十余所 ，但是，从国库拨款给书院，这是极为罕见的，据笔者搜索，似未见更有他例。
再次，鳌峰书院一开始就被明确定位为学术研讨的机构，而且被赋予的尽量扩大影响力——远比一般书院为高——的期望。在此之前，福建已有一所全省性的“共学书院”，鳌峰书院设立后，其地位远远高于共学书院。“会城有两书院，一为共学，一为鳌峰。共学者，课文之书院也；鳌峰者，讲学修书之书院也。” 后来干脆让鳌峰书院兼并了共学书院。为了突出鳌峰书院，张伯行大事“延致各属俊秀”，从全省各地（包括台湾）招集优秀学者和士子，在鳌峰书院讲求学术，刊刻各种书籍和讲义，活跃学术气氛，刻意扩大其聚合和辐射效应。一时间，“十郡士足困膝踠足而至。” 漳浦蔡世远、蓝鼎元、宁化雷鋐、海澄郑亦邹、长汀黎致远、莆田郑文炳、南平余祖训等，都是早期入院讲论和刊书的著名学者。而报考入学的学子，也极为踊跃。在当时书院政策尚不宽松的背景下，能容许一所书院在知识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个特例。
如此看来，鳌峰书院之设，实际上隐现着清朝最高当局的某种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意在何为？以下两点应是解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