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胡适“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练当然足够精练，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十七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