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郑 体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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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是1921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自幼受到江南丝竹乐的熏陶，对笛、箫、二胡、琵琶、月琴等多种乐器均极其爱好，曾经常习奏并登台演出，业余艺术实践长达七十余年。芦沟桥事变后，我随全家逃难到汉口，在流亡学生登记处登记报名后不数日就被送到大后方的四川合川县郊濮岩寺，在国立二中高中部读书。1938至1940年曾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白雪国乐队，积极投入练习和演出活动，受到校领导的表扬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在高中，我有幸从夏荪楚老师习奏二胡，从杨大钧老师习弹琵琶，多次欣赏到刘天华、卫仲乐诸先生灌制的二胡、琵琶等国乐唱片，并开始习奏《春江花月夜》。从此我才知道在抗战前的上海有一个颇负盛名的社会民乐团体——大同乐会。
1940年冬，我高中毕业，适逢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登报公开招考国乐练习生，我有幸被录取为第一名，并很快受到重用，成为琵琶、二胡的演奏广播人员。当时我的月工资为五十五元，比一般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要高出80%，工作轻松胜任，心情愉快。约在1941年的春末夏初，见当时的《中央日报》新闻报导，称“‘重庆大同乐会将举办难童国乐演奏会’欢迎各界人士欣赏”，我欣然前往，留给我的印象至深，这时，我才知道重庆也有一个“大同乐会”。
抗战前后的这两个“大同乐会”，是否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国乐团体？有什么联系或相同的宗旨？是否为纯粹的业余社团或半官方半业余的社团？两个大同乐会的组织机构、骨干力量和会员素质水平如何？社会影响与评价又如何？……如此众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已萦绕多年，后又得知上海老会员们对重庆的领导人很有意见，他们复员回到上海后，老会员们均不予理睬……这些情况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对此，有好心朋友劝我“不必介入”，但经我长期思考后，仍然认为应该把上述的种种疑团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化解，还历史真面目，让关心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人士和热爱民乐艺术事业的广大群众，能有一个比较公正、确切的了解。为此，我不惮其烦，毅然投入本文的写作，希望以史为鉴，并填补这个历史空白。

大同乐会的定名
早在1934年我在青岛市私立礼贤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音乐老师曾教唱了一首《天下为公》的歌曲，其歌词大意如下（后承刘志坚先生提供许如辉作曲的《大同之声》的歌谱进行核对）：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首歌词是出自《礼运·大同篇》，当时我们传唱，并不太了解其含意。既长，才逐渐领会是儒家的学说，其核心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吗？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中就有“天下为公”的亲笔题词的条幅，他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一位李石曾先生，曾被称为“世界大同的理想家”[1]，一生信奉“人类互助，世界大同”。1906年李石曾在法国与张静江、吴稚辉等人发起组织“世界学社”（简称“世界社”），他们回国后，到了20年代在上海又恢复了“世界社”的活动，由李石曾任社长。他们的“世界大同”理念与上述“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是不谋而合吗？
上海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对“国乐乐器、国乐典藉”和“国乐理论”研究至深，被公认是“崇雅黜俗”的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学家、民族器乐研究家、演奏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他崇尚的“音乐大同”也是当时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们的高雅志趣。他要把中国民族器乐推向全国及世界，因此他把原来的古琴社团“琴瑟乐社”正式改名为“大同乐会”，他以音乐大同促进社会大同，这就是他们的崇高志趣和远大目标。
大同乐会的老会员许如辉先生（在上海入会才16岁），来重庆组建成第二个大同乐会后，曾创作了一首《孔子诞辰歌》，歌词同《天下为公》，但曲谱却是他重新创作的。后来在组织会员演出国乐时，曾请著名影星胡蝶演唱《大同之声》（即孔子诞辰歌），可见对“大同”理念的重视。

大同乐会的宗旨

重庆市文化局曾编《重庆文化艺术志》（2000）。此书取材的起讫年月为1840至1985，时间跨度大，搜集调查審核资料先后历时近二十年。内分十余大篇，其中第六篇为“音乐、舞蹈”，音乐方面的责任编辑及执笔人是郑荣福先生，他是抗战时期国立二中的校友，笔者和他曾是先后相差六年的同学。据他告称“采用的资料是根据历史档案、政府会议文件、主要报刊和有关方面提供的书面资料……经反复核对查实后，才能入选。”关于“重庆大同乐会”在该篇第五节“音乐学会、协会”中有以下记载：
“20年代在上海成立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有会员40余人，为我国早期规模较大的国乐社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部分会员辗转来渝，组成重庆大同乐会，会址设市区曹家巷16号，留沪会员则于是年转入当地中国管弦乐队。该会以研究整理中国音乐、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以整理国乐曲谱、研究中国乐器制造、协助国家推进音乐社教工作为具体任务。经费以社会捐助、会员会费、乐器经营盈余为主，政府补助为辅……” （2000：355~356）
从以上可以了解到，上海和重庆两个大同乐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具体的任务也是相同的，而其经费来源的渠道也基本一样，详细情况当在以后各标题下分别介绍。

大同乐会的创始人

郑觐文先生（1872—1935），江苏省江阴县人，自幼父母双亡，由老保姆抚养成人。幼年爱好音乐，擅长江南丝竹，后从师学习琵琶、古琴，技艺大有进步。在古琴名家唐敬洵先生的精心培育下，琴艺高超，讲究韻味。他弹奏的《秋鸿》《平沙落雁》《水仙操》《胡茄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朴典雅，苍劲有力，技艺精湛，感人至深。后率先发起组织“琴瑟乐社”，吸收不少琴家入会，互相交流，不久就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了大同乐会。他最初当过小学音乐教师，后又应聘任上海私立仓圣明智大学古乐教师，授古典音乐。大同乐会成立后，他担任乐务主任。当时曾招收一些青年会员，进行培养，除他本人任教外，又聘请一些专业教师任教，如琵琶大师汪昱庭、昆曲大师杨子永、胡琴大师陈道安等。早期吸收的会员有程午嘉、柳尧章、胡昕（女）、程庄（女）、王超琴（女）、郑克强等，后来陆续吸收的有金祖礼、卫仲乐、许如辉、秦鹏章、陈天乐、许光毅、龚万里、黄贻钧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民乐界的专家。
郑觐文古文根底厚，曾考取前清的副贡生（可以入国子监深造），他一头埋进古乐器的保管、研究、探索和试制工作中。他在江阴文庙曾协助浏阳古乐专家制造祭孔古乐器，他发现这些乐器的音律不协调、不统一，遂萌发探索改革制造古乐器的愿望，后来他聘请乐工缪金盛开始试制乐器，并探索、改进古乐器的制造方法。
郑觐文又致力于挖掘整理编辑古典乐曲，沟通中西乐理，以十二平均律为乐器协律的基础，并逐步发展建设一支由十余人发展到三十余人的大乐队（详许光毅1984：114～115；孙克仁：1982：10～17），并将古典乐曲改编为《国民大乐》的五个乐章：大中华、神州气象、一统山河、锦绣乾坤、风云际会。具体乐曲和演奏效果详见后述。
郑觐文又致力于中国音乐史的写作，从1927年起耗时九载才完稿。书中记载了“上自远古雅乐，下至明清九宫的主要音乐事项，书中还收录了祭祀乐、道家乐等三十八首，汇编了京调、昆曲、秦腔等传统戏曲音乐等内容”（许文霞2004c）。此书是郑觐文呕心沥血之作，“涵盖内容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当代音乐学专家，至今评价颇高”（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