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作者陈勇勤

所谓清流派，是指光绪初年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京官聚合成的一个政治集团，其在中法战争后期解体。李鸿章与清流派关系是反映李鸿章在晚清社会舆论中处境的一面镜子，实有进行探讨之必要。

一

　　清流派活跃时期，正处中外交涉事件迭起环生，无岁无之的岁月。因此，不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
　　李鸿章在其洋务总纲中．以“外须和戎”，确立了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财的总方针。“和戎”方针，既承袭了曾国藩“能御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成年”（《曾文正公书札》，卷33页48。）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曾文正公书札》，卷33页9。）论的衣钵，又遵从着恭亲王奕诉“保全和局”（《防海纪略》，卷下，附录。）“以信义笼络”（丛刊《洋务运动》（一），第5页。）的一贯精神。李鸿章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3。）。他公开声音“与洋人交际”，以“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李鸿章能够正视中外实力相距悬殊的客观事实，自当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过分强调了“和”，而对“战”——抵御外侮—一则缺乏信心，一成不变地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
　　清流派以主战著称于时，时人袭毓磨在《清流党之外交观》中指出：“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裘毓磨《清代轶闻》卷4页19。）“俄人渝盟，盈廷论和战”（裘毓磨《清代轶闻》卷4页18。）。中俄伊犁交涉是清廷内部主和论与主战论一次重大交锋，同时也是清流派与李鸿章在对外观点上矛盾冲突一次十分明显的反映。
　　中俄伊犁问题，实为边疆交涉中长悬未决的棘手事件。早在1871年7月沙俄侵占伊犁后，清政府就派伊犁将军荣全与沙俄谈判收回，清政府就派伊犁将军荣与沙俄谈判收回，沙俄声明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还伊犁。1876年清军收复了乌、玛两地、但沙俄对伊犁仍拒而不交．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交涉。次年10月，崇厚同俄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举国大哗。作为地方督抚中主张对俄妥协主要代表的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湘军在西北“军心不固，外强中干”，强调“依崇约早日了结”（《李鸿藻先生年谱》，第252页。）。他还指出，崇约各款“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而“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甚至声称，“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之为愈”（《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页18。）。李鸿章的论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形象。清流派当着主战论的中坚，他们攻击崇约异常激烈。其中张之洞共上疏十九次之多，这些奏折剖析了崇约对中国的危害，认为该约“有十不可许”，指出“必改此约，不能为事；不改此议，不能为国”，要求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2。）。黄体芳以《崇厚专擅误国清议罪折》助攻，斥责崇厚：“任意订约，因索地而弃地，欲弭衅而招衅”，“于重大事件，不请谕旨，擅自许人；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应“重治其罪”（《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页9。）。陈宝琛在奏折中要求，将“挟外交以自固”的崇厚“立正典刑”（《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页11——12。）。特别是当“俄人恫喝，英法居间”威逼清廷赦免崇厚的黑云压来，张之洞在《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更明确地将矛头直指李鸿章，抨击李“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谁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谴责其“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4。）。为朝野人士所传诵的张之洞奏疏，完全左右了当时的舆论导向。
　　由于左宗棠是地方督抚中主战论的主要代表，即他坚持必须修改崇约、严惩崇厚，再加上左用兵新疆收复了伊犁，所以清流派对左宗棠“有褒词，无微言”（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宝廷指出：“今日之事，决非现在枢臣数人所能胜任，必得如寇准、李纲者，或可挽回一二”，“召知兵重臣入朝，以定危疑而规全局”（《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2页2。）。邓承修要求：“朝廷必欲拯今日之急，安宗庙社稷，莫若令左宗棠入辅而委以军国之大柄”（《语冰阁奏议》，卷2页1。）。张之洞反复重申：“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京师必有此等缓急可恃之重臣，方免宵旰独忧，人心震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页13、页8。）。显然，清流派把左宗棠视同挽救宋朝危局的寇准和李纲，他们的举动，表现出一种扬左抑李的倾向。
　　对于清流派上述表现，李鸿章的反应显示出他极度不满心态。他认为“宝、张诸君慷慨陈言”，“其源自左相发之”，“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他毁誉：“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放，不顾国家之安危。”（《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甚至讥讽，“左公战是虚词”，是“掠一时美名”（《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左不过是“不欲首倡和议”（《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同时他又为自己辩解，“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斥责“局外清议挑斥多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
　　咸丰末年暴发户般发迹起来的地方实力集团，到同光时期，已使清王朝的权力结构强扭成“内轻外重”的格局。因此地方实力集团中的湘淮矛盾，尤其是左李倾轧，就为清中央当权集团力图恢复“内重”提供了良机。正如时人所言，帝父奕譞认定左胜于李，力主让左“入赞纶扉”（刘声木《异辞录》，卷2页19。），在于清廷蓄意“扬左以抑李”（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可见清流派某些不满于杨鸿章的言行，无形中被人利用，致使该群体卷入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之争的漩涡。
　　然而，清流派在外交观上并非皆与李鸿章相悖。明显之例，对于中日琉球问题，他们曾迎合以李为代表的“延宕”论。所谓“延宕”论，其主导思想即李鸿章提出的论点：琉球“黑子弹丸之地”（《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页5；），“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1。）。对此，陈宝琛赞同“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光绪朝东华录》，总992页；总992页；总824、812页；总1016页；总1514页；总850页。）。张之洞不但认为“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澜于集》书牍卷1页40。），甚至还提出“联日本以御俄”（《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页49。）。这说明，清流派决不是始终如一的主战论者，因而也决不是始终如一地站在李鸿章对外方针的对立面。